首届 “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在京颁奖

1月31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首届“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颁奖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李敬泽，新疆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伯塔依·库平，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民族文学》杂志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石一宁，阿克塞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银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李霄明、黄凤显，《民族文学》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赵晏彪，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黄宾堂，阿克塞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哈里别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雪莲，县人大副主任孜肯，副县长于锐华，县政协副主席段惠芳，县文联副主席马晓伟等领导，牛玉秋、何向阳等评委，以及同时参加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会的领导嘉宾，获奖作家等，共100多人参加了颁奖会。

“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是奖掖全国哈萨克族作家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和哈萨克文文学创作及翻译的文学奖项，旨在弘扬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加强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繁荣少数民族文学，推进哈萨克族文学发展。该奖由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长期支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地处甘、青、新三省（区）交汇处，是全国仅有的三个哈萨克族自治县之一。60年来，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互助，和谐共处，自治县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卫生县城”等十余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共设大奖、创作奖、翻译家、新锐奖等4个奖项，首届“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共有9位作家的作品获奖。其中叶尔兰·努尔得汗的诗集《幻想》获得“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大奖，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短篇小说集《艾克拜尔·米吉提短篇小说精选》、朱玛拜·比拉勒的中篇小说集《生存》、胡马尔别克•状汗的中篇小说《无眠的长夜》和阿排泰·木哈拉甫的纪实文学《东迁的哈萨克》获得“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创作奖，卡克西·海尔江翻译的《透明的红萝卜》、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翻译的《唐加勒克诗歌集》获得“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翻译奖，艾多斯·阿曼泰的长篇小说《艾多斯 舒立凡》、哈志别克·艾达尔汗的组诗《音色阳光》获得“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新锐奖。该奖项既是对哈萨克族文学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在国家对文化高度重视、中国作协对少数民族文学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体现，不仅是哈萨克族文学的盛事，也是中国文学的盛事。

获奖作品评语

首届“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大奖

《幻想》（哈文，诗集） 作者：叶尔兰·努尔得汗

诗歌集《幻想》的作者叶尔兰·努尔得汗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哈萨克族新锐诗人。他对诗歌报有一股呕心沥血似的真诚与激情。他的诗不仅充满了对生活、土地、故乡及亲友的挚爱，同时又不乏对生命与人生价值的拷问。叶尔兰的诗风既具有传统诗歌的韵味与美感，更具有现代诗歌的自由与洒脱，在哈萨克族现代诗歌创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首届“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创作奖

《艾克拜尔·米吉提短篇小说精选》（汉文，短篇小说集）

作者：艾克拜尔·米吉提

此部小说集精选了著名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多部短篇小说，从其80年代的成名作《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到2010年的新作《风化石带》，从中可见小说家的技巧的变化、观察角度与叙事视角的不同，但其中饱含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热情关注，对生活奥秘的探求，以及对人性复杂性的追询是不变的。诸多短篇艺术精湛，视角独到，风格隽永，耐人寻味。

《生存》（哈文，中篇小说集） 作者：朱玛拜·比拉勒

中篇小说集《生存》的作者朱玛拜·比拉勒是充满忧患意识的作家，他既立足本土、植根民族，又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叙写和极富象征意味的动物叙事，表达对普遍人性与人生意义的沉思和追问。诗性精神的现代熔铸是朱玛拜对当代中国哈萨克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贡献。

《无眠的长夜》（哈文，中篇小说） 作者：胡马尔别克•状汗

胡马尔别克·状汗的中篇小说《无眠长夜》通过一对孪生兄弟的弟弟挣脱约束，努力发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呈现了一个普通人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无奈与困惑、理想与奋斗。作品既保持了哈萨克族传统的朴素的民间文学风格，传承了民族性，又巧妙地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使作品具有了较好的现代性文学品质。作为一名身处边远地区的母语作家，胡马尔别克实现了作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弥足珍贵。

《东迁的哈萨克》（哈文，纪实文学） 作者：阿排泰·木哈拉甫

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东迁的哈萨克》的作者阿排泰·木哈拉甫，在长达数十年的工作中，以非凡的定力和热情，做了大量精心的采访和纪录，将上世纪上半叶中国哈萨克族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东迁的前因、过程及后续进行了完整的呈现，作品材料详实厚重，叙述脉络清晰，展示了那批东迁的哈萨克人精诚团结、不畏艰险、追求光明、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发展进步的历程。作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好的文学价值。

首届“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翻译奖

《透明的红萝卜》（汉译哈，中篇小说） 译者：卡克西·海尔江

卡克西· 海尔江是哈萨克族杰出的翻译家、语言学家，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经历中，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中外文学著作，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透明的红萝卜》的哈萨克译文富于创造性地使用哈萨克语，贴切而完美地地传达出莫言小说的艺术魅力，为哈萨克族文学翻译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唐加勒克诗歌集》（哈译汉，诗集） 译者：阿依努尔·毛吾力提

唐加勒克是哈萨克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文学成就远未被文学界认识。译作诗意浓郁，直抵人心，译者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将诗人心中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感和笔下多姿多彩的草原风情真切地传达出来，为了解唐加勒克的诗歌成就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首届“阿克塞” 哈萨克族文学奖新锐奖

《艾多斯 舒立凡》（汉文，长篇小说） 作者：艾多斯·阿曼泰

艾多斯·阿曼泰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对哈萨克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哈萨克民族性格的一次深情的凝望和回归。小说从不同视角、通过50个故事、以不同的意义反复叙述艾多斯与舒立凡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作者可喜的艺术才华和创作潜力。长篇结构巧妙，构思精巧，其中既有哈萨克20首著名民歌所传达的民间文化传统，又有作者现代感、节奏感极强的艺术笔法，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音色阳光》（哈文，组诗） 作者：哈志别克·艾达尔汗

哈志别克·艾达尔汗的诗歌关注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塑造民族精神，沉思人类命运，在艺术表达上不拘泥于传统的表现形式，通过反逻辑与颠倒、跨越传统认知观念等方式来进行独特的艺术探索，想象丰富，构思独特，意境的表达和情感的烘托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端庄文艺讯（记者尕夫）2015年2月16日上午，著名穆斯林学者、翻译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松先生的殡礼在北京西城区回民殡仪馆举行。位于北京牛街礼拜寺后身的教子胡同小寺街，云集了来自民族宗教界、文化艺术界和从京内外赶来的各界群众。因具体出席名单与人数无从统计，仅就记者所见，即有马贤、马云福、李佩伦、白崇人、胡振华、张承志等回族知名人士，还有伊郎驻华使馆文化处官员，河北伊协专程赶来的十余人慰问团，以及云南、西北等地自发赶来送行的民众，约数百人。大家沐浴净身，共同为这位德高望重、深受学界和民众敬爱的一代学者站“者那则”。随后，家属和部分宾朋驱车护送亡人，于卢井回民公墓安葬。在林松先生病重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同志曾于医院探望，并帮助改善医疗条件。

 林松，经名叶哈雅·萨纳拜尔，回族，1930年出生于云南沙甸哈吉世家。其父林兴华和叔父林兴智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解放前就读沙甸养正学校期间，林松受教于著名穆斯林学者马坚、白寿彝教授和哈德成阿訇。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1975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白寿彝主持的《中国通史》编纂，1979年调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曾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学之余，毕生从事回族与伊斯兰教研究，涉及历史、地理、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等诸多门类。译有《古兰经韵译》《穆罕麦斯》《麦达艺海》等宗教经籍，著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等学术专著，另有诗词、散文、序跋多篇。代表性论文有：《试论伊斯兰教对我国回族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等。部分作品被译为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日文等。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伊斯兰文化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回族学会顾问、中国中东学会理事。2015年2月14日因病归真，享年85岁。

云南时代的黯然落幕
——送别林松先生

石彦伟

前日，作家阮殿文打来电话，问林松先生的殡礼到底何时举行。我说：你在北京？是要来参加吗？却说尚在鲁甸老家，原是那些在京的云南老乡急得团团转，只见微信讣告转得翻飞，却没有写明发送的具体时刻。我长叹一声，这也正是我所苦恼的心结：以文字哺养了回回民族一辈子的大尔林，却没有在身后获得来自这个民族的一则行文谨严、通告周全的讣告（有的只是居委会风格的一张帖子），这悲伤于我已然甚乎对一个生命隐去无归的悲伤了。
    只好致信问牛街杨东文阿訇。缓了几刻，消息回了，道是2月16日早上八点半，教子胡同小寺街。速转于殿文，知他身后还守望着来自红土高原的那么多焦灼的眼神。
    殡礼这日，凌晨便无睡意，一早囫囵换了大水，在漫飞的尘埃中挤上地铁，就奔牛街而去。临近年关，囚居北京的异乡人，神色少了些紧绷与愁苦，都在安等腊月的最后两个工作日翛然而过。他们不会理解，这辆地铁将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一个非亲非故的老人而甘愿扣钱请假出来，神色严重地在菜市口出站，再穿过待拆的胡同小巷，汇聚在一个叫小寺街的地方。
    是牛街礼拜寺后身的西城区回民殡葬处。白帽子刚戴上，就被一位相识的兄弟一把拉进堂去，嘱咐在外厅签到，又与亡人家属拿了把手，道一句节哀。主厅里，凝重的气息已经涌荡出来，经显然已开过，老北京回回隆重端庄的传经仪式正在紧密而有序地进行。青烟袅袅中，满屋数百人的面孔早已漫漶不清，依稀看到的只是晃动着的白帽与盖头，还有那些忧伤的表情。经传得飞快，少顷就回到了厅堂当心。墨绿色的经匣是这满室躁动中唯一的宁静，它不再忧愁，也拒绝欢乐。
    站者那则啦！没有大净的往外站！
    号令之下的人群迅速穿梭位移，很快找到了平衡的位置。但没有人出去，来者各个沐身净衣。我一手举着摄像机，艰难地完成了殡礼，一手则捧起一个残缺的都瓦，为亡人求恕。然而牛街的殡礼迅疾得几乎使人绝望，想接一个长都瓦的念想，旋即就被众人两肩上的“赛俩目”声浪冲断了。人们脸上恢复了焦灼，含着不舍望向经匣搬起的方向，簇拥躲闪，劈开一条通道。我经历的殡礼本来很少，如此大场面更是首次，一切都来不及考虑顾盼，只好本能地蹬上一只椅子，俯拍涌出的人流。错综扫视间，很轻易地就看到了一张张熟稔的面孔：马贤、李佩伦、胡振华、白崇人（后来才知，张承志先生也参加了葬礼，只是当时人多未能见到），还有仅我浅薄阅历便已熟识的阿訇、武师、教员、学生、乡老，以及云南、西北、河北专程赶来的各异白帽。我想，这里一定也有阮殿文转告的那些来自沙甸的乡党吧。

女乡老走在了后面。她们眼角漉湿，莫不躬身下去握住一位轮椅上的老妇人的手。您老要保重！求主慈悯！女人们说着，原有的一角漉湿顷刻凝成了硕大的泪珠，紧含不落。我的镜头慌忙推了上去，主啊，是林松先生的夫人，我认出了！老奶奶随人流一起往外慢慢摇着椅轮，迎面摇来，一袭白盖头之下盛满一潭静水。
    我才意识到，我拍错了场面！本应追上那抬走的经匣，哪怕撇下机器，伸手扶上一把也好。然而牛街发送的人们绝不会给迟疑者这样的机会，待我拨开人群急慌慌地冲到院外，茫然四顾，却唯剩白帽如潮，殡车早已开远。
    因是年前最后一次上班，业务之需，就要赶回单位，无法赴卢井回民公墓再送一程了。遗憾间，见几位老辈学者在风寒中久久伫立，仿佛不愿就这么离去。我认出一位白发老者的背影，就是方才室内所见的著名文艺评论家白崇人先生。他到《民族文学》任副主编之前，一直在中央民大汉语系任教，与林松先生是故交了。我早上去牛街途中才给他挂了电话，怕他不会上网，不知丧报。电话过去，才知他写好的唁电早已发走，只是确实还不知发送的时间地点。我告知于他，说现在出发还来得及。可他佯装无谓地说，上午这个钟点，家中已约好单位的司机小俞来取稿子，可能不大方便出门了，看看吧。
    白老师，您老，您老还是来了！我轻拍了一下白崇人先生的后肩。
    白先生打了一愣，缓慢转过头来。他一向都是如年轻人一般机敏意气的，这次却第一次像是一个老人了，神色空洞洞的，恍恍惚惚的。顷刻间我再没有能力说出话来，因为闪烁在我面前的，是稀疏白发之下两只红肿如枣的眼睛。

 人群消散了。
    不知何时，有那么一阵恍然，我的心飞向了远在天边的云南，飞向了林松先生的故里，那个闻名世界的回民村落——沙甸。
    我去那里的时候，也是现在这样的冬天，犹记是纳国昌先生刚刚离去不久。自昆明，驱车南下纳家营，再至建水、沙甸，北方的冬天在这里变成了一派绿意。看惯了东北华北的萧索、西省大地的纷争，眼前迎来的云南回乡却是迥然有别的一个异域。久久吟味着，那位小寺院落里和劳动妇女一起择菜的女校长，那些站在流水席的每一个桌边一勺勺给宾客浇菜却坚决不动一口的主人，那些学校里硬朗的书声与明快的欢笑，那些神情警惕却在每一次问安之后从皱纹里长满温蔼的老人……是什么传统，使这里的伊斯兰与别处总有些不大一样的气质；是怎样的口唤，使偌大的中国乃至世界，只从这里走出了马坚、纳忠、纳训直至林松——这忖念的影像跌跌撞撞，诱人只许敬畏，无心蛮想。
    只是隐隐觉得，一位学者的出世与其接受哺养的风土有着割裂不了的联系。一些地域，尽管白帽遍地，寺坊森列，却几乎并无诞生一流学者的可能。若仅容列数两位当今民众最为熟悉和敬重的老辈穆斯林学者，于我看来，怕也只消说是李佩伦和林松这两位了（有的学者可能学养更甚，著作更丰，却也许高居斋堂，未必飞得进寻常百姓家，接得住布衣草根的点赞。如我幼居东北边城，无教门可学，无读物可览，却也早就叫得出李佩伦和林松的名字，再其他，都只是后来涉足文化界才慢慢听学）。就联想到，两位老先生一出北京，一出云南，正是两处名家辈出、气象宏大的胜地，亦可称是真理一统、较少纷争的净土。偏激一点说来，在今天，若一位穆斯林学者未曾有过海外求学之背景，即便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汉文明发达之地以及云南这类教门保真之所都未曾接受过教育，只凭啃两口黄土渣渣就想自立山头为全族出镜代言，那是不足为靠，甚至是可笑的。并非地域歧视或宗派挑拨，但在学者多如牛毛、小丑抢角、日昏颠倒的当下，尤须为真学问、真学人提供更为干净和纯粹的评判体系，也须看看学者那贵于血液的墨水究竟自何处研磨，何以养就，何等成色才好。
    我想说的是，欲充分地评价林松先生，无疑地，是必须与其身后站立的大云南联系起来一并观察的；否则，却一定是有所缺损的。
    巡望伊斯兰的大云南，那是一座怎样的高原？略略勾描，已成蔚然壮锦。自元以降，即有赛典赤·瞻思丁父子为这处原本荒僻之地栽下尚文兴学之基因；至明代沐英将军携一缕凛冽义气进驻于斯，后有郑和巴巴由昆明进京，始开海路盛事；至清代则诞生马注、马复初、马联元等几代大儒，留下《清真指南》之巨著泽被后世；大帅杜文秀所率回民义军，披靡所向，迎着朽腐的反动政权挥出最强悍的一拳；近至民国，休养生息之间，新文化运动的光芒昂然烛照着亟待自新的云南回教，建社团、立学堂、办报刊、出经书，最早送出了数位留埃学子，培育出马坚、纳忠、纳训、林忠明、林兴智、白平阶、桂涛声等众多著名学者、作家，也当然无疑地构成了一个灿若星河、彪炳史册的“云南时代”。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也曾疏散到滇，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也曾毕力投身云南回族历史之调研，并指出：中国回教文化运动之肇始，办刊物和办学校乃其两大显征，最早刊物《醒回篇》的执笔人，除黄镇磐、马宗燧以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王廷治和赵钟奇三人；而最早的新式宗教学校，除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牛街小学以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他说，“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
    于是的，林松先生的出现，便并非偶然，而正是在这“云南时代”的浓荫之下饱尝了最优质的养分。1930年出生的林松，降生于家学丰厚的哈吉世家，其父林兴华、叔父林兴智皆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是译著丰硕的大家，特别是林兴华，乃世界文学名著《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汉文首译者。解放前，林松就读沙甸养正学校期间，又受教于马坚、白寿彝先生和哈德成阿訇，得到这些旷世大师的真传。他后期得以译出影响较巨的《古兰经韵译》以及《穆罕麦斯》《麦达艺海》等宗教经籍，毫无疑问是受到青少年时代的自觉启蒙与阿汉并重的教益。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以后，林松先生曾于1975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参与白寿彝主持的《中国通史》编纂，又于1979年调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躬耕古典文学之教研。文史两肩本已分量沉沉，足可立学名世，他却专门痴心回回民族与伊斯俩目教门的文化复兴基业，不惜被学校嗤为跑题另类、不务正业，唯求如一而终地撰文著述，吐丝结茧。以言其文学，有历代回回文人李珣、李舜弦、蒲寿宸、萨都剌、高克恭、买闾等人的族籍考证与创作研究，兼及若干序跋、诗词、杂论；以言其学术，有历史层面的回族史之研究，地理层面的云南、泉州、北京牛街、西安化觉寺等地之研究，也有人物层面的赛典赤、郑和研究。这其中，我以为最为华彩的论著，却只是一篇在今天看来只堪视为常识的《试论伊斯兰教对我国回族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该论发表的新时期伊始，学界却普遍弥散着将回族与伊斯兰教割裂开来的险恶企图。林先生一虎斗群狼，发出了惩前毖后、洁浊扬清的一声呐喊，也留下一锤定音、来者无追的经典。也可以这样说，在回族学界，恐怕没有一位后学是未曾读过林松先生著述，未曾受过其学术滋养的；在回族民间，稍曾关心本民族文化生态者，若说未曾见过林松先生那是有的，但未曾听闻过林松先生名号的，却是少之又少。
    如是一位大家，受到学界的信服、民众的尊重，是有充分道理的。在一个丧失大师的年代，我们无意高抬林松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历史价值，但知感的一瞬之间，从他那筚路蓝缕、或健壮或苍老的背影里，难道我们没能看见马坚先生、白寿彝先生和哈德成阿訇，还有太多先驱行走的遗迹吗？难道林松先生，不正是近现代伊斯兰“云南学派”硕果仅存的集大成者，不正是“云南时代”最后的守望者和终结者吗？

学界出没频繁的林松先生，与之交好者、仰慕者甚多。群声缅怀之中，跳出罗列自己与他的友谊，怕是惹人生厌的。但我仍愿讲讲与林老的唯一一次会面，因为那次会面连带着一段渐被遗忘的学界往事，想必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要从2010年的开斋节谈起。那次我在牛街逗留了大半日，就近去白崇人先生寓所拜访。因那时《民族文学》正在编选创刊30周年选本，请白先生操持，让我协助，故往来比较频繁。那次开斋，恰与9月10日教师节重合，白先生说，晚上丁宏要请他和另外几位导师吃饭，问我要不要同去。换一个脸皮薄、有眼色的人，这事自然要婉拒，可我那日定力上来，就是迟迟不言喘。白先生看出我的心思，复说一遍，可以带你同去。我试探说，那怎么好意思。白先生说没事，那是我学生，走吧。就这样我陪白崇人先生打车来到了民大斜对过的燕兰楼。
    我们来得最早。半晌陆续有老先生进来，每来一位，我都瞠目结舌：一位是中亚民族史专家胡振华先生，那是丁宏教授的博导；一位是回族史专家马启成先生；当然再一位，便是此前我更为熟悉和仰慕的林松先生。那次林老的夫人也来了，与已故回族史专家马寿千先生的夫人坐在一起。一次蹭饭，却蹭出了与多位知名学者的相识，刚毕业两年的我哪还有心思吃饭，只顾站着不停斟茶，竖耳倾听本族前辈们看似轻松、却句句关乎历史的聊谈。
    才惊讶得知，上世纪80年代中后叶，丁宏在中央民大民族学系就读的回族文化硕士专业，最初竟是张承志先生所倡！他找到白崇人先生动员说，你们民大的几位回族教授应该有些作为，应该打破门第、专业所限，形成一个导师组，采用通识教育的方式，联合培养回族文化的通才。如能办成，他本人也愿意参与授课。这源自张承志80年代提出的构想无疑使我震惊：一个研究生读一门专业，却可得到不同领域多位名师手把手的真传，如此求知经历，在一个导师可以同时带四十七个学生的今天，是无法可想的。白先生接受了张承志的建议，找到学校负责人促成此事，并由马启成先生具体主持。那届招收了五位回族研究生，他们空前绝后地接受着四位导师的悉心栽培：白崇人主讲回族文化，马寿千、马启成主讲回族史论，经学深厚的林松自然主讲伊斯兰教。这样的导师组，使今日后学听来，怕是要捶胸顿足的。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专业只办了一届便因故停招。五位骄子之中，有的做了官，有的跑去美国当起了幼师，唯丁宏一人走上了寂寞艰苦的回族学研究之路，聊使几位先生的衣钵得以传承。而她的赛俩目、清真言这些最基础的教门常识，因此前生活环境受限，都是读书期间由林松先生点滴所教！
    那一次坐席，我是与林松先生挨着坐的。虽是首次会面，但并不显得生分。2003年，尚读中学的我在《回族文学》发表散文处女作那期，恰好也有林松先生的头题散文《沧州行》，写的恰是我的祖籍。真正与林先生邮件往来，乃是2009年斋月，时受民国金子常大阿訇之孙、长春金树淇大大所托，嘱我与林老联系，为长春长通路清真寺建寺185周年请一幅诗词墨宝。我没有想到林松先生应允得如此爽快，未出斋月即收到赋好的两阙《调寄蝶恋花·题吉林长春长通清真寺》，并致邮件（8月30日）道：

彦伟编辑先生：

色兰！万分抱歉，迟迟交稿，肯定不合规格，金老厚爱，有负雅望。你从事编辑专业，是高尔基誉为“指导作家”的专家，请修改后再转达金先生。谢谢！

林松拜托

与作家圈交往也有了一些时候，却从未见过一位德高望重、八十高龄的著名学者以这般口吻给一个毛孩子写信。我哪里敢动林先生的文字，倒是同日一小时十分以后，他又发来一封润色过的文稿，并多附了一首转与金树淇的赠词《如梦令》。他还几番叮嘱，他的书法不好看，字就不写了，由大纸打印出来，扣上名章即好。于是，林松先生的那首《调寄蝶恋花》，连同我汗颜勉就的一篇《长通赋》小文，就都被收藏进了我大学期间礼了四年拜的长通路清真寺的展室。那次开斋席间，林松先生谈及上述创作与联络过程，仍不住自谦，连称羞愧。长者如斯，我却不知作何应答了。
    但与林松先生的交往就似乎近了几分。逢年过节，手机里常能收到他发来的短信贺词。我患有手机恐惧症和拖延症，有时收到短信，却要缓上两三天才能看到和回复，但老人家从不责怪，从不摆名家架子，仍是满心善意地包涵着。至今追想起来，所恨的就是为何每次都是老先生主动道贺，而我这个做小辈的却颓废延迟，竟失了那么多的礼数和教养！
    更加遗憾的是，此后，我的手机丢过几次，号码尽失，便与林松先生疏于联络。尽管很容易便可向文友问到，也可去民大家中探望，或是求篇评论序文亦都属文人常事。但我总觉得对于一位敬重的先生，如未能为他先做一些事情，只是仰其名望、攀附示好，总归是一件不够体面的事。再一层，也是对先生满心敬重之余，渐渐增添了几丝愁云疑惑——林先生，如今您已去了，您还能给口唤，让一个晚您半个多世纪出世的后生讲出对您的真实心念吗？如我讲得歪了，您还会像从前那样绝不生气，只是一笑而过，甚至幽上一默吗？
    全与一次无意中的阅读有关。案前是1958年的《中国穆斯林》杂志，泛黄的纸张上，赫然写着作者对“右派分子”马松亭大阿訇的批判。文中论说的马松亭阿訇，是一个“叛族卖教”、“在反动的官场一味鬼混”的“反动政客”，与当时时境下最著名的几个回教坏蛋白崇禧、马步芳、马鸿逵“勾搭得十分紧密”，“投入美蒋怀抱”；“打着为教为回族的旗号，故意把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唯恐天下不乱”，“要人们把各族人民的恩人——中国共产党‘轰’开”。
    在北京，马松亭大阿訇在民众中的威望极高，即便特殊年代受迫害期间，也鲜见实质的指责与批斗，即便有，大多无关痛痒，附庸时政罢了。但如此句句直戳要害、且多无中生有的言论，着实罕见可怕，恨不能以一文而致阿訇死地。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当然知道，文中的马松亭绝然不是一个真实的马松亭。但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署着两个斗字：林松。
    未经历过那个中国最恐怖年份的我们，无从猜想当时文人的处境与心态，声讨与辩解都似乎显得无力。但历史就是这样铸成，一个写作者的生命历程往往毁誉相伴，白纸黑字留下的败笔无从擦去，它曾对那个时代和当事人留下的伤害无从擦去，它必须一并写入作者的履历，成为百年之后人们评判一个学人必须验证的一部分。这个赤裸的道理是感情无法削弱、同情无法毁灭的。
    林先生，赛俩目！当时您只有二十八岁，只是一位中学教员，并不是学府名家，也不是官员政要，是谁刀逼了您，竟要写下这样一篇可怕的檄文呢？为何要将枪口对向我们最应护爱的阿訇呢？
    百思不得其解。唯有概叹连同自己在内的为文之人的局限性。我们最想拥有自己，却从来不可能拥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做一个张承志那样把历史感、荣誉感放在首位，决不容许留给后代以任何罪证的作家，即便在中国也仅此一位。我们只好向真主屈服：人的全美太难了，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
    不必再讲瑕不掩瑜的套词，最高尚的爱乃是还原质地的真实。尽管伊斯兰伟大的包容精神一定是真挚动人、出乎人料的，尽管劫后余生的马松亭阿訇似乎毫不在意这支冷箭的毒伤，居然在1988年林松版《古兰经韵译》付梓时为之题签书名，尽管林松先生在和平年代的所有后续文章，皆是对马松亭阿訇的敬意与情分，甚至在1992年同为《中国穆斯林》的杂志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敬悼马松亭大阿訇》——无甚办法，作为一名渴望拥有历史感、拥有原则、拥有立场的后辈写作者，我仍总是面对图书馆深藏的遗迹冷汗涔涔，那篇扭曲冰冷的文章成了盘结在我心头的一个死结。

转变全在沙甸！那个晨礼过后的清早，我慎重地换洗，如赶赴殡礼一般步步沉重地登上了千余忠骨的鱼峰山墓园。在冬日荒凉中孤独站立的舍希德纪念碑前，我看到了三位老人石刻的诗文，一则是李佩伦先生的对联，二则是马瑞麟先生的现代诗，三则便是林松先生的一首《满江红》：

血雨腥风，硝烟起，群妖乱舞。八昼夜，漫山遍野，残骸焦土。重炮机枪发万弩，忠魂义烈逾千数。民何辜，闭门家中坐，遭屠戳？
   澄玉宇，消迷雾，昭雪史，重新谱。望回辉光芒，锦团花簇。巨厦高楼绕寺建，丰碑伟，塔沿村竖。念烈雄，殉道勇牺牲，垂千古。

窃以为，林老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的贡献在于经籍翻译与族教研究，但就文学创作而言，并论不上是优等作家。他的很多诗词、散文，随性所赋，流于浅白，几乎并无艺术价值。但同为一首不够工整和精致的词，我却怔怔地看了半个小时，眼中泛起了泪花。听说沙甸建立此碑纪念为正义献身的爱国义士之时，全国诸多名家都曾寄来诗文，但一道号令下来，万马齐喑，纷纷索回。那时“沙甸事件”虽已昭雪平反，但政治气候仍然揣测不定，只有三个人的词章坚决留了下来。他们要用腐烂的羽毛、嘶哑的喉咙为这片被暴风雨所打击过的土地歌唱，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留下一声正义的吼声。
    1958年是历史，1975年同样是历史。近乎二十年的光阴流转，真主的机密在暗暗拨排。人的心性会变化，公正、正义与勇敢的本能会穿越风气的阻遏，迎来光芒四射的复活。我常在想，林松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几乎是疯狂一般地一心扑在族教研究之中，那样坚定地为民族正名，为教门呐喊，那样热忱地为基层民众服务，直至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他的心中，是否也常常为二十八岁年少无知的一刹那而感到悔恨，并由此举意用终身飞蛾扑火的牺牲去还补那一次的亏欠，求得真主的宽恕与民众的原谅呢？于是，他变得勇敢了，变得浑身满是热情和力量，变得心灵无比强大，变得不再惧怕任何的困难。是的，他终能用一生的实践验证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道理：“垂千古”的不仅是殉道的烈雄，还有比烈士的鲜血更加贵重的学者的遗墨。

当我也越过了二十八岁的年龄，当我也才知道在这个年龄之前是多么地容易犯错并知错不改，当我也开始学会包容地看待历史，当我也终于鼓起勇气，克服心理障碍，准备像采访其他十数位回族老作家一样，去家中采集下林松先生的人生记忆留于后代之时，所听到的，已然是先生胃癌的病讯。
    今年2月8日，我陪同李佩伦先生在牛街会见伊朗参赞。随后，李先生说想在牛街走走。我们就从教子胡同走过小寺街，又过了马路，走到了回民小学附近。李先生突然冒出一句有些突兀的话：
    林松这次可能真的要走了。
    怎么会呢？病得这样重吗？我震惊无比。
    前几日我与承志去医院看过他了，已经说不了话了，人瘦得脱相。我们只能在纸上写下想说的话，彼此要了口唤。我性子直，他却随和，我们经常观点不同，很多人借此说我们有矛盾，其实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我们眼中含着泪水，拥抱在了一起。
    牛街的寒风很硬，吹散了李佩伦先生的头发。他讲完这段话久久无语，似乎并不是对我诉说什么，而是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话别。不想，尚不足一周，李先生就再次来到了这寂静幽僻的小寺街。八十一岁的老人从魏公村打车，终于穿越无数红灯，也穿越这遍布世道的丑陋、脏污、伪信、中伤，赶到了那个生命重新出发的驿站，送别了笑泪半生、后无来者的伙伴与对手。

 斯人去矣！大河殇矣！
    积累百年、贵比后世的云南时代，终究在2015年2月14日，在这车流嘶鸣、雾霾囤积的北京的冬天，黯然落幕了！与其哀叹一位尔林的离去，莫如为他所代表的时代，捧手哀悼吧！
    急于幸福过年的祖国母亲会知道一群爱她的子民此刻的悄然悲伤吗？这绝不是一己的、自私的悲伤，而是一个族群在时代洪流中的失魂落魄。接踵远逝的先驱者们，尊敬的赛典赤巴巴、马注巴巴、郑和巴巴、杜文秀巴巴，尊敬的马坚巴巴、纳忠巴巴、纳训巴巴，还有你们的晚辈、我们的前辈、此刻已然追随你们安眠于卢井冻土的林松巴巴，原谅吧，你们薪火相传的火种已残喘飘摇，你们开创的星河已空留河床，你们爱得那么深沉、曾经丰饶辽阔的土地，如今却只能靠我们这些羽毛腐烂的鸟儿，用嘶哑的喉咙来歌唱了。
    主啊，主啊，请福佑大时代的所有加盟者与挚爱者吧！是的，无论亡人，还是未亡人。
    主啊，主啊，请赦免火种丢失、基业停滞的罪孽吧！是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我们更是无能的。
    主啊，主啊，请归还云南高原应有的荣光与尊严吧！是的，我们将矢志不渝地这样期盼着，从摇篮，直至坟墓。

2015年2月16日 

在这条以笔为盾的道路上

——第六届新月文学奖评委综述

石彦伟

新月文学奖已举办了六届。与我参与过的第三、四、五届相比，第六届的应征作品有了一定的进步。这并非体现在数量与规模，而是作品所彰显的文化版图、精神含量与写作品质，渐渐使人欣慰。作为一个小众的民间文学奖项，新月奖显然尚无力承担更大的抱负，但其作为文化本体与他者表达伊斯兰信仰精神的宝贵渠道，其时代留言簿的作用却是不可小觑。藏珠纳宝之间，试作这样一次掠影式的述评，以期引发更多读者关乎文明表达的关注与讨论。

首先来谈小说组。受赛制所限，小说征稿要求控制在6000字以内，这对作者的叙事功底、谋篇布局的能力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即便对于专业作家来说，在这样的字数范围内作出佳篇，难度也是极大的。但应征作品中却不乏醒眼亮色。来自甘肃临夏尕荷儿的《踩出脚印的红拜毡》，仅用5800字便呈现了一位穆斯林老妇人负重坚韧的生命历程。作品选取的角度很别致，从一个女孩视角看待一个脾气不好、不受待见的祖母形象，由此引发悬念，为何一个拜功甚好的老人却存在着性格上的裂痕？历史的谜案由此揭开，作者宕开一笔，转写历史风云下飘摇无依的藏族少女，如何嫁给回民家庭以求自救，又如何秉承丈夫口唤，在其归真后谨守穆斯林仪礼，艰难地抚养后代，如何面对异族家庭带来的各种不堪之苦，如何形成了性格上的痼疾。面对诸多逻辑困境，作品的结局告诉我们：一切委屈都不再重要，一切局限都无须苛责，伊斯兰博大的包容与隐忍精神，已荡去了历史的尘埃，使超越了种族的人性穿越幽暗，重获光芒。作品体现了较高的立意基点与扎实的叙事功底，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篇出自民间业余作者的小说。

来自新疆伊犁杨军礼的《静静的黄土岭》着眼于人的终极关怀，描写一个活到九十三岁的穆斯林老人马胡赛，在自责和迷惘中反复思量自己的一生，“就像走进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漫无目的地晃悠”。但如若作品仅仅停滞于人生本身的追怀与叹息，则未免太过浅碍，作品的闪光之处在于，写出了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在时下人口迁徙变革的时代离合中，对世代生息的苦土与朝夕礼拜的寺院的纠结的痛感。作品在艺术章法上使用了几乎极端的心理倾诉，让人物直露而持续地、几乎没有节制地、大段大段地向真主祈祷，这样突出心理、模糊情节的手法在常态的小说审美评判中似乎存在着缺漏，然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题材之中，如此章法的设计却体现出了掀动灵魂的风雨张力，不失为一次值得的冒险。

还有一些篇章，亦闪耀着温暖动人的人性烛光。如：河南郑州杨贵星的小说《阿西的愿望》描写一场错肩而过的爱情悲剧，在宗教救赎中得以修补与慰藉；云南鲁甸南方亮的小说《清真炒糯米粉》描写一个婆媳小家庭隔膜之后的宽恕与谅解；宁夏吴忠张治乾的小说《亡者归来》描写儿子穆萨为亡父过“尔麦里”的情感波折。这些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从各个侧面放映了各地穆斯林生活的诸多面貌，成为时代的一段生动留言；但又必须负责地指出，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理解和表现伊斯兰主题时，还更多地习惯沉湎于对宗教概念的生硬读解，缺乏对被所指化的信仰精神（诸如正义、公平、仁爱、奉献）的深度诠释；更多地习惯于对回民日常生活（特别是乡土生活）的惯常记录，死亡题材扎堆，同质化倾向明显，缺少新锐的发现和更富个性的思考与写作风格。这些天然的缺陷，使得这些作品尚不能进入更高层面的认证与展览，尚只能停滞于族群内部的评鉴。与之相比，来自兰州杨楠的《2022.12.21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使我感到一丝惊喜，这篇小说塑造的主人公不是白帽子老汉，不是盖头妇女，也不是坟墓吃食、家常里短，而是罕见地聚焦于世界问题，将叙事置放在一个虚构的富有极致色彩的世界末日里，以诗人的行走与发现去阐释作者对世界、正义、人道、宗教的理解，对古兰经的援引并不生硬，而是一种内化了、消化了的信仰情怀和道德原则，笔法也有先锋性和时尚感。作者是一位85后，值得关注。

非穆斯林组也多有可供圈点之作，在此只评我最欣赏的一篇，即获得二等奖的来自山东济南董尚的《有一种穆斯林叫兄弟》。作品本真地还原“我”对大学同学、主人公马志远的观察与感受，从起初的“我不喜欢马志远”“看不懂他”，感到他“总是和我们有太多的不同”，到后来，通过同窗生活的诸多侧面，如马志远对饮食、斋戒的坚守，爱洗澡的习惯，为没钱的人买车票等，点滴润物使“我”的成见逐渐溶解，直至高潮叙事中一次沙暴中的走失，“我们”决不放弃对马志远的寻找——文明穿越了差异与界限，取得了调和甚至共荣。作品的构思立意虽是简单的，但出自非穆斯林之笔如是公正善意描述穆斯林的题材尚不多见；作品作为小说的叙述章法也是欠缺的，但一种扑面而来的强烈感动早已淹没对文本技巧的苛责。

再谈散文作品。来自浙江宁波孙玉安的《捞面的情感》以艰难时境中祖母宁可自己挨饿，却给孩子们做了一顿面条斋饭的故事，感人至深地诠释了祖母所说“信仰的种子埋得愈深愈好”的意涵。无独有偶，穆红燕的《晚霞余晖》和伊辉《想你的1095天》、法蒂玛·白羽《一弯新月》等作品也都聚焦于祖父祖母的亲情延续。如若说亲情题材同样存在主题同质化、作者发现和认识生活的能力有所迟滞的话，潘慧敏的《路边的茶水摊》从回民大娘在路边设摊免费供游人饮水这一见闻出发，郭世忠的《绿盖头，白礼拜帽》以火车站陌生旅人只因礼拜帽而产生信任，托付看管行李这一生活细节出发，似更具一些个性经验和现实意义。朱子青的《两只头羊》写到“在清冷的阳光下，在一片神圣的宁静中”，羊被献牲的片段，扎实的描写功力，将穆斯林民族的精神美学推向日常。

这些脱颖而出的作品，构成了今天我们这样来关注和推动新月文学奖的基本理由。在我看来，新月文学奖至少丰富了以下三个版图：一是丰富了大陆与台湾以及海外、东部与西部、聚居区与散居区、城市与乡土之间的地理版图；二是丰富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身份认同、情感交融的文化版图；三是丰富了主流文学与民间文学融合对话的版图，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来自创作前沿的作家朋友越发重视新月奖所代表的荣誉，愿意放下自己曾在大刊发表、多次获奖的光环，将自己降为普通投稿者参加竞争，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因为参与了新月奖或在其中获奖，而获得了自信与勇气，写出了已可顺利在公开刊物发表、向主流文坛进军的佳篇力作。

但即便如此，新月文学奖需要担负的使命仍然是沉重的。今天我们在兰州这座城市来谈论穆斯林文学，似乎有一种主场的气氛，使人感到踏实和自信，然而大家或许并不愿意观察与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无论人口还是文化，甘肃都堪称是穆斯林的重镇，但其实在全国较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声势勃勃的甘肃文坛，来自穆斯林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尴尬的处境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把文学作为本民族的文化命脉，从没有把作家当做最为敬重的阶层，而文学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过我们的信仰与追求。就在上午的会议间歇，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政界、学界、商界躬逢胜饯，胜友如云，鸿儒谈笑之间，只有一个瘦弱的马金莲一袭绿纱，优雅而落寞地坐在角落里，没人或很少有人认出她，与她攀谈几句。可以拿我的职业荣誉断定，这样的一幕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之中的。对自古以来重商轻文的回族而言，谁会真正在意一个叫马金莲的碎女子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呢？谁会真正关心马金莲熬心书写了伊斯兰精神的小说《长河》已震动文学界，连获嘉奖，甚至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了中国年度小说第一名呢？谁又会真正承认，我们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世界还是无法容忍我们、理解我们，接纳我们，偏偏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作家便一下子让那么多人认可了信仰者的洁净与高贵？是的，作家的荣誉正在于此，而马金莲今日上午的处境只是一个隐喻，她所通联的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待文学的姿态与眼光，所拷问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以文化论成败的今日时代的角色与命途。

好在，从新一届新月文学奖开始，就从此刻开始，就从此地开始，又有一批写作者将背负沉重上路了！同胞们，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根本尚无资格和能力谈论什么“以笔为旗”，就让我们先来“以笔为盾”吧——在曲解的枪林和丑化的弹雨围剿中，作一次保守的自卫，捍卫这风雨飘摇中仅存的尊严和荣光。我们没有争斗的基因和心情，却需要无可奈何地顽强抵抗。让我们远离对礼俗教条的迷恋和远古动作的模仿，远离根本不晓其意的对异国语言的机械背诵，远离毫无逻辑依据的对经典的痴迷引用——回到人本，回到当下，回到日常，回到心灵深处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回到敲碎了虚假外壳的伊斯兰信仰的真精神；让我们在这个指鹿为马的时代，发出一点真挚的、正直、正义的声音；在递名片、交朋友、谈生意的同时，也别忘了问候角落里的作家；在被微信虐待的时代，也别忘了静下来读一本小说，看几篇散文，朗诵几行诗歌。唯如此，我们的心灵才不至于像粪便一样干燥，我们的眼神才不至于像雾霾一样浑浊。

是的，一个漠视文学的民族注定要被别人漠视，一个抛弃读书的民族注定要被时代抛弃。请允许我这样呼吁：同胞们，让我们开始表达吧，文学是表达的母体，学术是表达的根基，艺术（特别是影视艺术）是表达的前沿。让我们在这微弱的新月之光的启蒙中举意启程，表达！表达！再表达！——如果不能写作，请从言说开始；如果不能言说，请从阅读开始；如果不能阅读，请从尊重作家开始。

2015年1月24日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活动启事
     

为了继续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作品，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展示少数民族文化魅力，展示新时代的崭新风貌，尤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为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拍摄一部电影为宗旨，并通过电影电视艺术创作和播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拓展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同时为了满足广大作家朋友和影视编剧们的要求、延续“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活动，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北京华映世纪民族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举办“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活动，启事如下。

一，征文要求：

1、为了鼓励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本的产生，面向全国征集具有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特别关注当代题材，展示中华各少数民族崭新风貌、辉煌历史、英雄史诗、民族风情、文化盛事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团结、和谐与进步的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本。

2、参评作品凡属于2010年1月1日以后创作的，未经拍摄的影视原创剧本均可参评。

3、应征作品凡被认定属于抄袭、剽窃以及在民族、宗教等方面有严重问题的剧本，将取消参评资格。

4、应征剧本具有完整的剧本架构、符合剧本的篇幅长度，凡大纲、素材、创意、故事、梗概等文字过于简略的稿件以及小说、散文等其它体裁的稿件，均不接受。

5、凡属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遴选的作品，无论是否获奖，只要具有开发、修改、生产、拍摄价值的剧本，经作者本人同意后均由影视专业委员会优先代理和收购。

6、征集评奖活动将成立由全国知名作家、编剧、导演、理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并将评选出“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电影、电视剧剧本佳作奖和优秀奖（各5名）。

7、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应以汉文译作参评。

二，截稿时间：

从即日起至2015年11月1日，以邮戳和网邮日期为准。

三，评奖结果：

1、将于截稿后三个月内在各大媒体公布遴选结果。

2、大赛组委会将召开遴选发奖会，并向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及有关电视台、影视制作机构推介获奖剧本。

四，剧本细则：

1，电影剧本字数约3万字左右，场次为100场戏左右，电视剧一般不超过35集。

2，参评作品应为未转让版权的影视作品，应征作者须拥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如系改编自他人的作品，须出具该作品著作权所有者授权改编为影视剧本的有效文字材料。否则不予以受理。

3，此次剧本遴选优先考虑较少民族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尚未被拍摄过的21个民族的影视题材。

附21个尚未拍摄过电影作品的民族：

东乡族、保安族、土族、乌兹别克族、毛南族、仡佬族、仫佬族、布朗族、塔塔尔族、普米族、基诺族、德昂族、京族、赫哲族、阿昌族、俄罗斯族、珞巴族、门巴族、裕固族、独龙族、怒族。

五，投稿方式：

1、邮局挂号、快递(纸质作品应有电子版)或电子邮件均可(稿件上请注明“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字样，电子版格式为word文档)。

2、参赛者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性别、民族、邮编、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作品是否发表过、作品创作时间等详细信息，缺一不可。

3、参赛作品需撰写1000字左右的作品梗概、并注明是否同意刊发。

4、参赛作品一概不退，作者如需退还，请付邮资。

5、投稿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办公室  邮编：100009

6、Email: mzwxdyj2012@yeah.net

7、联系人：赵晏彪  刘杭

8、电话：010—65012750   13720015839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办公室

2015年3月

《民族文学》重点作家改稿班在广西举办

      3月24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广西文联、广西作协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大新县人民政府协办的“2015《民族文学》重点作家改稿班”在广西崇左市大新县开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广西文联名誉主席潘琦、副主席石才夫，《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赵晏彪，广西作协主席东西等出席了开班典礼。

　　丹增对改稿班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希望作家们在改稿班期间坦诚交流、相互启发、共同进步。他说，民族文学是展现各民族地区发展情况和各民族人民精神风貌的重要艺术载体。近几年，《民族文学》杂志快速发展，在继续办好汉文版的基础上推出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培养了大量的中青年文学人才，推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此次改稿班的举办，有利于促进民族作家之间的交流，推出更多更好作品。

　　石一宁在开班典礼上说，《民族文学》近年来举办了多次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和交流座谈会，每年都有数百名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参加，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此次在大新举办改稿班，各民族作家从天南地北汇聚于此，接触具有桂西南特色的民族文化，必定会唤起创作的激情和灵感。

　　潘琦、石才夫、东西在致辞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广西文学的发展概况。他们希望参加改稿班的广西作家多参与交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视野。

　　据了解，此次改稿班为期6天，共有来自10多个民族的30位作家参加，其中既有成名已久的作家，也有极具创作潜力的青年才俊。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新作，希望通过与文友、编辑的讨论，把作品修改得更加完善。改稿班期间，主办方邀请丹增、孙春平、侯健飞等作家评论家为学员们授课、与学员们座谈，并组织学员就“作家深入体验生活”、“文学如何深刻反映现实”、“民族文学的前景”等话题进行讨论。

　　开班典礼上同时举行了“《民族文学》大新创作基地”授牌仪式。

在这个会议室，多民族作家们分享创作经验、研讨作品、为《民族文学》评刊建言

改稿班上的6位清真餐童鞋，左起：马金莲（回族）、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哈志别克·艾达尔汗（哈萨克族）、石彦伟（回族）、冶生福（回族）、丁颜（东乡族）

由于本次改稿班在广西崇左市的大新县举办，当地没有清真饭馆，由我建议专备一口新锅和其他炊具，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单起一份清真灶。照片记录的是这次午饭，由来自宁夏的“碎媳妇”马金莲童鞋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大家对这样一种解决了清真饮食问题的好办法而感到开心，称颂主办单位考虑得周到。同时特别感谢广西电视台，为我们买了这口大黑锅，马金莲说，这是一口“行走的锅”，还要专门写篇散文哩。

与广西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东西老师

与满族小说家孙春平老师

与鲁迅文学奖得主、满族作家侯健飞老师

与我担任过责任编辑的两位90后小作家：连亭（壮族）、丁颜（东乡族），他们的靓丽与朝气成为改稿班上的亮点，引得某些摄影爱好者频频“摆拍”

《民族文学》的同仁们，改稿班办了这么多届，走出了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大家的付出是值得滴！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

    本刊讯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四卷五册）近期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正式出版。2015年4月2日，该著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来自自治区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深入研讨与评介。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全书320万字，是一部以回族人的视角，全面展示回族自古至今的口头和书面文学成果乃至文化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型著作，不仅填补了回族史论研究的空白，也延展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疆域。该著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外的回族文学研究专家通力合作，历时四年完成，由回族文学评论家杨继国担任主编，由何克俭、王根明担任民间文学卷主编，由张迎胜担任古代卷主编，由赵慧、拜学英、王继霞担任近现代卷主编，由哈若蕙、郎伟、石彦伟担任当代卷主编。

    据杨继国介绍说，这部著作利用了自1979年以来，回族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又面向海内外深入搜集挖掘了一大批新的文学资料。无论是回族的口头文学创作，还是书面文学创作，无论是古代回族作家的文学作品，还是散居在非民族聚居区域的回族作家作品，乃至于海外的回族作家作品，都在编写者的研究视野之内。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杂志社，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民委、文联、宁夏文史研究馆、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向研讨会致贺信。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洪洋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本刊副主编赵晏彪及本刊编辑石彦伟参加了会议。

原载《文艺报》2015年3月9日

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在信阳颁奖，回族作家敏洮舟领奖

                                      回族作家敏洮舟

    端庄文艺综合消息（记者尕夫）2015年4月13日上午，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和“新经验散文奖”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著名散文诗作家吴长忠，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原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李佩甫，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秘书长邵丽，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文学院院长何弘，百花文艺出版社高级编审甘以雯，《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散文》月刊主编汪惠仁，《散文百家》主编贾兴安，《散文海外版》执行主编刘洁等出席颁奖典礼。颁奖典礼由河南省文联主办，信阳市文联协办，河南省文联、文学院和《散文选刊》编辑部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典礼。李敬泽代表评委会致辞，邵丽代表河南省文联和《散文选刊》致辞。获得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和2013-2014年度新经验散文奖的作家冯秋子、张亚丽、王必胜、张莉、任林举、敏洮舟、林虹、李清明、张锐锋、于坚、艾平、凸凹、安然、白琳、崔东汇等到场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信阳市政府副市长谢天学、市政府秘书长胡亚才（同时亦为回族作家）等到会祝贺。

    由《散文选刊》主办的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评选活动自2010年以来，至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六届。自2013年起，其增设了以重要栏目“新经验”定位和命名的“新经验散文奖”。这两项评奖由李敬泽、吴长忠担任评委会主任，何向阳、彭学明、何弘、甘以雯，谢有顺、穆涛、汪惠仁、贾兴安、刘洁等担任评委，评选出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10篇，2013-2014年度首届新经验散文奖获奖散文8篇。获奖作品题材开阔，角度新颖，深思历史，紧贴现实，直抵人心，意蕴繁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此次荣获最佳散文奖的10位作家多为文学界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资深作家，如舒婷、格非、王必胜、冯秋子、任林举等。作为一位涉足文学创作不久、知名度还不够高的新锐写作者，回族作家敏洮舟可谓是一匹“黑马”。他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写作者，从事长途货车司机工作长达十年，目前仍然处于自由撰稿状态。他的一系列跑车题材散文，富于生命的痛感和质感，具备很高的精神强度，以较强的辨识度征服了评委与众多读者，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获奖作品《怒江东流去》的责任编辑石彦伟介绍，这篇散文原载《民族文学》2014年第11期，后被《散文选刊》转载，并被评为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说，卡车司机，是广大普通劳动者中的一份子，她为作者的视角感动，也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冷峻而温暖。

    领奖台上和参观活动中，敏洮舟这位回族作家一直头戴小白帽，表达着本民族的清洁信仰，并在获奖感言中表示：“还原真实，表达穆斯林共同体最本真的面貌，和其崇尚的和平与美，是我追求的文学的正义。”

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获奖感言

    作为一个回族穆斯林写作者，很高兴能获得“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一个如此贵重的认可。
    回回民族是一个沉默的、不善表达的民族，我只是众多的沉默者当中的一员。沉默有时会带来误解，起码无法冰释已有的误解。背负着某种解答的责任，我习惯于谨慎而又积极地说出我，或者我背后站立的一个群体的心情。
    我一直描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事物。
    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以及四川云南等所有我的大车碾过的地方，都有过我卑微的底层经历和最终的信仰感悟。我把它们一篇一篇写了出来。这些篇幅，大都在写一个回民的信仰，和一个有信仰的回民是如何面对人群，面对社会，面对困境的。
    今时今日，穆斯林一词已被普遍曲解。西方媒体散播的霾，诡异地遮蔽了真相。身在其中，责任无法逃避，也不能逃避。还原真实，表达穆斯林共同体最本真的面貌，和其崇尚的和平与美，是我追求的文学的正义。
    如果我的写作不会中断，我想，它是我唯一追求的意义。
    以上，是我的获奖感言。
    谢谢大家。

敏洮舟
2015年4月12日
于河南信阳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与回族作家胡亚才、敏洮舟等谈话

    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获奖作品

　　草原上的农民   　　         　　　 冯秋子

　　京城的告密            　  　　　　 张亚丽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舒　婷

　　雪隐鹭鸶 　　               　　　 格　非

　　单位 　　                   　　　 王必胜

　　暗房 　                   　　　　 王晓莉

　　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

　　——在昆明女作家培训班上的发言     张　莉

　　一棵草或更多的草 　　　        　　任林举

　　怒江东流去 　　             　　　 敏洮舟

　　江山交付的下午 　　          　　　林　虹

    2013—2014年度“新经验散文奖”获奖作品

　　买马村记 　　               　　　 李清明

　　火车 　                   　　　　 张锐锋

　　登泰山记 　                　　　　于　坚

　　额嬷格 　　                 　　　 艾　平

　　母亲无过 　　                　　　凸　凹

　　亲爱的花朵 　              　　　　安　然

　　白鸟悠悠下 　　              　　　白　琳

　　杜寨——法兰西 　         　　　　 崔东汇

    阅读获奖作品《怒江东流去》点击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7c51b0102va2r.html

乡土回族题材的同质与异构

——由敏奇才的两篇小说《牛殇》《节日》谈起

石彦伟

关注敏奇才的创作已有十余载年头，但很显然，或许是基于作者自身的低调与优雅，而与此同时的文坛又逐年层递地弥散着一股争抢吵嚷的声息，穹顶之下，如敏奇才这般老实巴交的作家，就显得有些吃亏了。但我一直隐隐意识着敏奇才的重要。起先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直觉，只因他这些年总在发作品，发的又几乎都是回族题材。这一点是谈及当下回族文学生态，特别是西部聚居区的小说创作，就不可避开敏奇才这个名字的因由。但敏奇才真是低调得使人着急和愤懑了：他已公开发表了那么多品相不差的小说和散文，在当地的文学圈里树立了很好的口碑，按说把作品出上几本子，哪怕先自费出上，当是极容易，也极合常理之事——偏偏他就是犟着，不愿意受这份委屈，好像他的作品跟他的人一样，有一种隐含着的贵重的尊严。文学的遇冷俨然与他无关，燥热也与他绝缘，他就那么像一片黄土地里的树叶，静静地伏在土地上，自己很消受地守着一份清凉和沉静。这真是使人感到几分心疼了。

直至约组《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时，我找到了敏奇才，希望他给稿子，才知他的那些好小说早已规规整整地排好，仿佛只在等待一个尊重的口唤。这是一本即将问世的小说集《墓畔的嘎拉鸡》，编选过程中，我得以比较密集地读了他的若干中短篇，由此一个新的念头也渐渐清晰和紧迫起来：我想，对于敏奇才，是应该有一种更为充分，也更为公正的认证的。就回族文学而论，西部乡土题材小说仍占据着主流席位，这其中最醒目的几位如众所知皆出自宁夏：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马悦……确实，在西省大地，小说写得最好的，都被宁夏占了去。与这片耀眼的星光相比，同为回族重镇的甘肃、青海、新疆就显得有些暗淡。然而一方地域，一个民族的文学，即便再怎么应声寥寥，也总要有它的领跑者。可能这一类人身处其中，未必意识到在场的意味，也未曾作过通盘的审观与考量，但他们在其所处光阴中所信仰和坚持的文学实践，无疑对其脚下的土地和身后站立的族群，是给予着养料，维护着几分底气的。我是想说，至少在今天，在甘肃不断茁长的回族作家队列中，敏奇才可称是正在活跃着的，回族题材小说创作的首席代表。

这里，我想截取他的两个短篇，对敏奇才的小说创作特质进行一次大致的素写，并借此触及一个更为宽阔，也更为负重的话题：乡土回族题材的“同质”与“异构”。对于当前的回族文学创作，我以为，这已是一个不得不谈的、十分要紧的话题。

第一篇案例叫做《牛殇》（又名《尕老三和他的牛》）。所写事体非常简单，讲一个回族老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他的老牛进城，终将其送进屠宰场，以换钱去买小牛。对于小说创作已较成熟的敏奇才来说，选取这样一则题材来表述，我是有些吃惊的。因为这生活对西北回族乡民来说太过熟稔，而它置放在文学语境中就变得极为艰巨。或者说，当作者决意写这个故事之前，他就已经绝然地规避了一切讨巧的可能：戏剧性、离奇、陌生化、多变……离开了这些要素的支持，小说固然仍可存在，但它真的只剩一条逼仄的小径，这就是：以心理的微妙嬗变，来丰满人物的色泽，维持叙事的走向。于是，在极其狭窄的一个规定情境中，一个辽阔的心灵世界悄悄地开启了它的企图：尕老三洗净老牛，牵绳进城，首先想到的第一个麻烦竟是，牛“进了城还撒不撒尿”的问题。在后文的交代中，初遇城市的牛在密集的人群中，还是无所顾忌地“倾泻如注地尿了一泡尿”，“尿迹似铺展的皮绳当街亮晶晶地横亘在人们的脚边，有人掩了鼻捂了嘴匆匆走过”，这使得尕老三感到了一种“羞耻”，甚至准备对牛的“不道德行为”吼几声，可他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怕给牛“增加无形的忧愁和惊恐”。这不仅呈现了回民老汉惯有的对万物生灵的悲悯，也触及到了农耕文明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突遇城市文明的一丝惊恐。

细致的感触继而如水墨般淡淡扩散：老汉感受到了在柏油马路上行走的不适，“始终感到脚底下有一种异样的光滑，觉得心里痒酥酥的，完全没有走在田野上的那种舒畅和柔软”；他还想到了牛如老父，“一言不语地思索着，走走停停，好像把一生的经历都要细细过滤一遍似的”，牛与人无论生活的重压如何，都是“从未呻吟过一声”，仿佛知道自己前定中的使命。这样的联想，使老汉更不忍心牵牛进城了。在城市上空弥漫的烟雾和刺鼻的沥青气味中，老汉感到了一种“无奈的窒息”，而由此带来的心理投射，渐渐由一个农人的卑怯，演变为一丝“自豪”，甚至“自满”，人们纷纷避让，仿佛是人沾了牛的光。但这种阿Q式的自我取暖，很快又被即将到来的现实的生冷所切断，“一想到这对长角将要失去它应有的威风时，他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悲凉”。继而，尕老三对牛的心疼，再次由一个细节得以强化，即老牛曾在家中闻过宰羊后的血迹而受惊，老汉觉得今天不能让它见血，理由仍是“不能让它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有一丝一毫的惊恐和惧怕”。但屠宰场内的血腥味是无可阻遏的，因此尕老三“不敢朝牛的眼睛上看，仿佛老牛在瞬间变成了一具血淋淋的骨架”。故事的悲剧气息至此已变得浓酽。当牛被屠戮的命运终于无可挽留之时，作者留下了最后一个使人动容的细节：尽管买小牛时仍然需要，但尕老三果断地丢下了那截血淋淋的缰绳，似要挣脱和逃离这样的记忆。

如上解剖之后应能看出，敏奇才在这篇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功力，主要就体现在心理刻画的千回百转与细腻入微。一个简单情境中的人物内在的丰富性，得到了一次可贵的拓进。这种对心灵场域的偏爱与擅长，与回族作家普遍的不擅交际与高谈，但沉默之中唯重内心感受的普遍气质有关，也与敏奇才小说之外同样精致扎实的散文训练有关。我总是隐约感到，当小说的虚构功能被弱化以后，从叙事层面来看，一篇小说的成败与否往往与作家的散文功底是密致相关的。

但对这篇小说优长之笔的发现与解释，并不能等同于对它的激赏。事实上，负责地说，我对《牛殇》一作的苛责是多于褒奖的。何故之有？乃是在回族文学及作家个人创作的纵横对比之下，题材或立意本身所存在的同质化症候。从回族小说的全局来看，西部乡土叙事几成大势，日常民俗与宗教生态，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生命的终极关怀，成为西部聚居区的回族作家长于表现的几个取向。对于主流文学来说，写动物，写死亡，尚属少数民族的长项，也潜藏较大的接近灵魂深度的可能性；但即便是一个具备着无限深入可能的题目，它所能施展的路径却是有限的。具体言及“宰牛”这一题材，在我的阅读记忆里，单是回族作家所写的小说（尚不论散文），印象较深的便有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李进祥的《宰牛》、马金莲的《流年》、马悦的《花女儿》、马凤鸣的《被举意的牛》，若拓及其他动物，如羊、鸡等等，则更不胜枚举。是不是可以如是妄论：一位回族作家，如果不写一写牛，便不算写过本民族生活？这质疑或许是刻薄的，但它必须得到直面。因为比描写对象趋同更为可怕的问题是，对牛的感知角度、情感表达方式，对其牺牲意义的解释方式，连同着对生命观的发掘与阐发，这一切，几乎都是经验的复述与辗转。对于每一个作家而言，他可能并无法看到这种倾向所存在的局限性，他还很可能委屈，很可能不服，认为他有权描写最熟悉的生活，然而说得苛刻一点，当我们把视野上升到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景象来看，当一篇《清水里的刀子》已将牛的牺牲写到极致之后，在我看来，任何类似经验的重复，或者说低于这种思考水平和表述水平的表达，都是无效的，甚至无意义的。回族是一个散居全国的民族，东与西，南与北，城与乡差异迥别，当乡土正在极难逆转地携裹着回族文学走向一个单调的夹角之时，乡土语境框架内的动物题材的扎堆，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限。一个优秀的回族作家，如他有志于为本民族写出一些东西，担起一份职责，他就历史地不能仅看脚下熟悉的土地，也应瞭望更宽广的天空，至少看一看同民族的写作者已经写过了什么，如确无超越或独创的可能，是否还有必要以熟悉为理由，继续像陀螺一样在同质题材中陶醉地自转？

对于敏奇才这样一位在甘肃临潭的回族聚地——敏家咀走出来的、对回族乡村聚居生态最为熟悉的作家，上述批评，诚然已太苛刻，但这一局限的反思与超越，恰恰可能成为一位回族作家创作生命中新的生长点。事实上，从我要谈及的另一篇小说《节日》看来，就恰恰证实了我的某种猜想：敏奇才好像早已感到了题材同质化的困惑，颇有些临危受命般地开始了暗暗的“突围”。《节日》的叙事背景对于回族而言仍然日常不过，讲的是开斋节前夜的故事，这又一次遭遇了创意的难点：除却封斋礼拜、望月、炸油香、走亲访友之外，这个夜晚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还将有怎样的人物出现？敏奇才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他用两个叫苏苏和圆圆的孩子，把我们牵引到了一个充满着童话趣味的域境之内。在这对姐弟俩的眼中，开斋节没有大人所想的那样神圣、复杂和隆重，回族儿童对节日的感知，与汉族儿童对过年的盼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关心着节日的礼物——父亲带回的一个神秘绿包，那里有他们期盼了一年的新衣裳，有他们在小朋友面前作为儿童的骄傲与尊严。顽皮的弟弟苏苏，经常与姐姐圆圆斗嘴，总是把刚洗的衣服滚脏，总是让家里家外不省心，可是他的一切却使人感到美好和善意。有意思的细节是，弟弟刚和姐姐在被窝里吵了嘴，听母亲一说，要让他到上房里跟父亲睡去，两个人就一下子没了声音，闭着睡假睡，母亲刚一走，他们就又“咯咯地笑着从被子里探出了头”。为了不重蹈去年开斋节前夜家里的羊走丢的覆辙，苏苏“爬起来蹑手蹑脚地下了地摸到圈门上听羊的喘息声”，“羊圈门的门缝里有一股扑鼻的羊臊味透出来激得苏苏打了个喷嚏，苏苏知道羊都还在睡着觉，心里就喜喜的”……

“节日是给孩子们过的”，写下这句简言的敏奇才其实是勇敢的。想想看，一个回族最为盛大的开斋节，叙事原则却从宏大走向了微小，从正面走向了侧面，从道德高台上的正襟危坐，走向了古灵精怪的斗嘴与嬉闹。当这些反差出现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的开斋节并没有因此便得小气或有何不端庄，反而愈加真切地散发出了一种温暖的味道，这就是人的味道，是生活本身所能提供的质感所在。走进小说中那个令人回味的夜晚，我思忖着描写这一切的那个人，是会有着多深挚的善意，多纯净的内里，多诗意的气质，在他那面朝贫瘠生活却无可阻遏的达观里，在那精神丛林的丰饶与美丽里，站立着一个最具象的民族。在惯常节日民俗的“同质”元素之中，发现那些被遮蔽的、可能更为细碎和陌生的元素，进行富于私人化的、带有作家个体思考触角和情感烙印的创制，这或可理解为一种“异构”。《节日》带给乡土回族题材小说的可贵启示，大抵莫过于此。

和一切有信仰的文字一样，敏奇才的小说是美的，美在对生活的诚意存照，对灵魂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的挚情留恋，即使写的是碰撞与摩擦，也永远怀藏善意，从不绝望。我盼望敏奇才的小说，能从乡野一角，写到更大的天地里去，与更大的风浪争鸣，与今日农村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与阵痛贴合得更近，但无论变得开阔抑或强悍，唯愿他文字由表及里的这份洁净与善意，本色如初。

原载《格桑花》2015年第2期

谁来给临夏文学修一条铁路

——兼及首届“魅力临夏”散文诗歌大奖赛综述

石彦伟

绝不会有人否认，临夏州是个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魅力掩藏得着实深了一些。我到临夏去，要么走的是兰州，穿越狭长的城市找到客运南站，挤上大巴颠簸两个多小时才到临夏市区；要么就走大河家，从循化沿着黄河峭壁，七扭八拐，险象丛生。等终于进了临夏，遍览八坊，卧谈广河，走东乡大山，访拱北高人，最后再往朋友的大炕上一坐，喷香的手抓端上来，一切奔波都觉值得。只是慨叹，全国人民都在奔小康，为何不能给我们的临夏修通一条铁路，这样出出进进的，该增添多少便利！朋友笑说，快了快了，听说再有三年，火车就通了。

一条与时代同步的铁路，并不只为节省些时间和气力，它所联通着的，是大山外面那些辽阔的视野、丰富的色彩、多元的声音，是临夏与世界情怀的畅通，境界的融通。想到张承志笔下《大河家》《北庄的雪景》里那么动人的临夏之魅，还只能靠有心人主动去访，尚未被更多人发觉与感动，不禁感到一丝遗憾。但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一时局限，也为一方地域的文学书写打开着某种茁长的可能：既然去一次不容易，这么好的地方，先在文学作品里过把瘾总是可以的。的确，临夏之魅在很大程度上，迫切需要文学的援助。铁路可以三年以后才能修通，但先给临夏的文学修一条快速路，确是当务之急，众望所指。

收获与困境：临夏文学仍在老牛拉车

事实上，临夏本土的多民族文学创作，曾有过扎实勤勉的努力。新时期以来，以言之回族，就出现了周梦诗、李栋林、高志俊、陕海青、马琴妙、马萍、马国山、马国春等一批作家。东乡族的成绩似更突出一些，老中青几代优秀作家几乎都出自临夏，汪玉良、马自祥、汪玉祥、马如基等老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文坛；钟翔、冯岩、冯军、马自东、马进祥、陈于放等中年一代，正逢秋实年景；近年又发现了马伟海、马潇、周楚男、八羊沟等一些新人，朝气蓬勃，富于可塑潜质。作为国宝一样的人口较少民族——保安族，仅万余人口里，也出现了绽秀义、马少青、马学武、马祖伟、马沛霆等一支生力军。加之撒拉族的韩小平，藏族的何延华，汉族的王国虎、杜撰、何其刚、王维胜、吴正湖、徐光文等，一眼望去，临夏的多民族文学俨然还是颇繁盛的一派景象。

但既然爱一个地方，真诚的话却不能不讲。临夏文坛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于我看来，是远远大于其曾取得的收获的。这一来是民族作家人数还太稀疏，水准过于平乏，创作也多处于停滞期。有“中国小麦加”之誉的临夏是回族自治州，民俗醇厚，掌故森列，理当是回族文学的一方重镇，但临夏回族作家的影响多还仅限本土，即便只说回族文学这个小圈子，放在全国格局中也尚无一位堪入核心阵容。常态之下，民族地区的文学，就该是民族文学为主体（内蒙、西藏、广西、延边等都是例子），但在临夏，稍显活跃的作者却少见少数民族。例如某县文联搞了一次临夏文学论坛，参会代表除一位少数民族外，全是汉族作家，临夏文学几乎与汉族文学无异。这真是一个使人多少有些惊诧，甚或埋怨的现象了。不包庇地讲，作为回族重镇的临夏，在出作家、出作品这一层面上，非但没有闪现亮色，反而是有些拖回族文学的后腿了。东乡族的情况要好一些，汪玉良先生是一位大诗人，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堪属元勋，马自祥、马如基、钟翔也都获过“骏马奖”，但须知，东乡族的聚居地域主要就是临夏，别的地方则少见。也就是说，不能仅看临夏出了这么多东乡族作家就盲目地感到振奋，而应清醒地看到，东乡族文学的集体动员也就仅有这么多，与这个口传文学兴盛、内在气质极其适合文学表达的民族应有的实绩相比，尚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至若积石山区亦为数不少的撒拉族，则尚未出现一位真正意义的写作者，藏族、土族的情况也比较尴尬。

我感到的另一个症候是，临夏本土对作家的培养机制显得贫弱乏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凡写出些响动的作家，多是年轻时就走出了临夏，在外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譬如汪玉良、马自祥、冯岩，也譬如青年一代的了一容、何延华等；而留守于临夏本地的作家，则只能低头拉车，谁若在《飞天》以外的全国性刊物发上篇东西，那简直要成为圈子争相传阅的新闻，至于小大名旦之类的名刊，则几乎从未登陆。茅奖、鲁奖没有得过尚能理解，但作为民族地区，本土成长起来获得了“骏马奖”的，目前竟仅有一个钟翔。论及中国作协会员，现居临夏的，各民族都算上，也大概仅有一个钟翔。而这个“零”，也是2012年才刚刚刷新的。看看临夏本地的文学生态，没有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仅有一本内部发行的《河州》，其品相甚至不如一本中学文学社社刊；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土著民族作家的扶持机制、常态的文学活动，对突出作者缺少重视和奖励。如客居广河的回族作家敏洮舟近一两年势头很猛，接连摘得《民族文学》年度奖、黄河文学奖、年度最佳华文散文奖，在散文界堪称一匹黑马，如在一个生态健康的地区，一定以此为幸，相关奖励推介早就敞开了，可是那敏洮舟在当地仍是过着衣食无靠、籍籍无名的生活；还有一个新冒头的农民诗人阿麦，当过保安、服务员，开过电器铺，摆过地摊，现在还在县城蹬三轮车。他没钱买电脑，每次到网吧才能发一些东西，经常只能在手机上写诗。但就是这些诗已陆续在《民族文学》这样的国刊成为亮点，编辑们戏说，这样的诗若是炒作炒作，没准就成了第二个余秀华。刊物自然没有这般无聊，但爱诗的阿麦毕竟还是三块钱一趟地做着他的脚夫，卖了大白菜马上就去新华书店买成书。叫他拿一万元出来自费出本诗集，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民间女作者尕荷的小说，在新月文学奖拿了个一等奖，按说有好的培养机制，就能趁势往前走几步，但什么都没有，她仍只能两眼一抹黑地原地打转。保安族作家马学武，上过《诗刊》，读过鲁院，刘云山同志接见过，中国作协当成国宝一样请了又请，我们都以为他在本地要受到多好的待遇，可是当我在他大河家的黄泥小屋住了一次之后，就什么都明白了，到现在四十多岁的他还在西宁穿着一身保安服看大门，受有钱人的冷眼——那可是我们保安民族当下唯一进入主流创作平台的作家呀！再看我准备在《民族文学》推介的东乡族大学生马潇、周楚男，从民族的稀缺性来说，也是应该重点培养的好苗子，可是去当地文坛问一问，有谁在意过青年作者的成长与前途？青年没出路，中年不给力，老年已失语，这寥寥三笔，大抵正是临夏文学眼前面相的真实速写。

坐标维度：对比之下触目惊心

让我们把临夏放在更大的坐标系中，进行一番对比与观察。

先与它的友邻甘南藏族自治州比一比。从兰州去甘南必经临夏，至其州府合作也需五小时，但就是如此地理偏僻之地，甘南的文学景观却引来了不俗的瞩目：老作家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益希卓玛、白英华乃称大家，新时期以来雷建政、李城、完玛央金、扎西东珠、张存学等健步活跃，上世纪90年代以降则又出现了以阿信、桑子、敏彦文、李志勇、陈拓、扎西才让、瘦水、杜曼·叶尔江、嘎代才让、王小忠、花盛等为代表的“甘南诗群”，另如严英秀、敏奇才、刚杰·索木东等人的小说也都是当前民族文学界的有生力量。醒目阵容必有坚实阵地，甘南一州即办有两份文学刊物，如《达赛尔》系公开出版的藏文刊物，《格桑花》虽属内刊，却办得有声有色。就在前阵子，该刊还因编发回族作家敏奇才的头题小辑，而向我约组专题评论。如是用心办刊，远不似内刊气象。州内还设立了“达赛尔文学奖”和“格桑花文学奖”，分别奖励藏汉双语创作，至若其他政府奖励、散落社团、文选编纂、研究风潮，则不胜枚举。甘南与临夏，同为甘肃省仅有的两个民族自治州，为何一个盛景如斯，一个却黯淡无光？

下一个坐标系是甘肃文坛。热热闹闹的“八骏”评了一代又二代，诗歌大省的美誉似已远播，但这样的繁华与谁有关我不得而知，反正与临夏从来无关。临夏的本土诗坛（不算青年时代即已出走的临夏籍诗人，如汪玉良），从未出现过哪怕一位能够响当当站起来的诗人。试问，一个包含着这般荒地的甘肃，能称一片茂林吗？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大省不是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诗人，而是这里的人们能够普遍地、广泛地爱诗、读诗、写诗，把诗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去追求，去尊重。甘肃文坛的繁荣背后如果掩藏着临夏的缺席，那也是不诚实，不匹配，至少是不完整的。

我们再把临夏与其他回族自治地区比一比。言及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的涌现已成经典，这不必再说，只谈区内上下对底层作家的帮扶力度，那也是文坛佳话，多少作家被调入文化机构，使其得以安心创作，不再为生计所累。文学遇冷之期，宁夏的本土刊物《朔方》非但没有商业化，反而增加了专门发表回族文学的刊中刊《新月》，使回族文学多了一双明慧的眼眸。若说宁夏回族众多，我想临夏也未必就少多少；若说西海固出作家是因苦甲天下，我去了东乡大山，却发现了比沙沟缺水区还要贫瘠的境况。宁夏大学曾建有回族文学研究所，整理出版过多部回族民间文学史料，进行作家专题研究，编选全国性的回族文学选本。最近，宁夏又刚刚出版了四卷五册、长达320万言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填补了回族文学史论研究的空白。再言及与临夏并列的、全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二的昌吉，1979年即创办了文学刊物《博格达》，1985年改名为《新疆回族文学》，新世纪以后干脆更名《回族文学》，于边疆远地逐步扛起了回族文学的大旗，30余年来对培养全国回族作家功不可没，已成回族文学创作的核心阵地。全国回族作家笔会也是由昌吉于1985年始办，此后二三届曾由临夏和宁夏分别坐庄一次，到了第四届，无人再管，此时又是昌吉勇敢地担起责任，一办就办到现今的第九届，仅我所参与过的即有四届之多！不知同为回族自治地域的临夏，在两个兄弟地区的作为面前，是否检视过自己建州以来对回族文学的贡献，是否正视过自己在文化领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实绩？

最后，让我们跳出回族，与其他民族地区比一比，那恐怕就更是不敢一比的。先不谈民族文化较为强势的蒙古族之于内蒙，藏族之于西藏、青海，维吾尔、哈萨克族之于新疆，朝鲜族之于延边，仅来看普米族、傈僳族、德昂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之于云南，那也是从省上到县里，被当成眼睛一样去爱护，发现一个培养一个，出书给钱，得奖给钱，作协入会优先，开青创会优先，就说鲁院启动民族班，也是先把较少民族作家送上前。而深居临夏同为较少民族的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土族作家，他们好像从未得到过本地专门的扶持培养，他们要在文学之路上起步、成长，无疑要比其他兄弟民族付出更多艰辛，克服更多阻力。不消说，临夏多民族作家之落寞、之沉寂、之无人瞩目，在同类民族地区不说是独一无二的，起码也是世所罕见的。

失语症从何而起

临夏文学负担沉重，际遇堪忧，可悲的是，这样的大实话却从来没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屁孩一样童言无忌地说出。然而作为一名举意推动回族文学事业的志愿者，我想，既然临夏印着回族的胎记，沾着回族的光，我就无法觉得它与我无关，无法对它至少落后文坛十年的窘境无动于衷。

临夏文学，究竟缘何失语？

文学的式微，作家之责首当其冲。我与临夏的多民族作者交往甚多，也熟悉他们的心态，我总是隐隐感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创作生态缺乏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仿佛文学只是自娱自乐，闲下来就写一点，出了一本书混进了文学圈子，或是以此为敲门砖做上了官，便不再提笔，把文学甩得远远的。如若建议他们勤劳一些，特别是多写一些本民族生活，为身后站立的群山背影说句话，也促进族际之间的情感交融，他们往往会说：“我们那个地方很敏感，写出来也发表不了”，却很少思考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自身创作能力的问题。他们对文学还缺乏一点虔诚，对读书还缺乏一点痴迷，对文化先进地区还缺乏一点学习或赶超的志向。也或许由于自身的懈怠，他们的写作者荣誉也未能在当地受到应有的尊敬，常常被商人鄙视，被民众漠视，被职权者讽刺为疯子。此其一。

其二，民众是文化立足的根本。河州是回商文化的代表地区，善于经商的传统使一个民族走向富裕，却也可能带来文化上的短视。一些穆斯林家庭认为，能赚点小钱过上好日子就行了，孩子能认识厕所，懂得大马路上不能撒尿的道理就行了，学上多了没用，大学生出来也不分配，不如初中毕业就早早辍学跟父亲去做生意，有的甚至只念到小学，这在山大根深的东乡县比较突出。还有的认为，学习汉文化有损教门，字未识完就送进经堂。通识的道理是，若一个地区的青少年不能更多地走进高等学府，不能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望一望，不能养成全民阅读的好习惯——让这里长出文学的庄稼，显然是奢侈的。

教育是使一个民族变得有教养的根本途径，如果学校教育受到阻碍，而传统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际地发挥效能的话，一个地方的民众就可能发生道德滑坡，就可能出现守在路口收黑心钱、专宰外乡人的出租司机，就可能出现闻名南国的毒贩，就可能使一个地域的整体气质、对外形象受损，以致出现这里的人们想在中途搭上长途汽车，口音一露却被拒载的情况。贫瘠的道德沙漠，失约的社会伦理，归根结底是因为心灵的枯燥，是因为物欲强暴了理想，实用挤占了信仰。如果一方百姓、寺坊民众，能够在重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的同时，也把向善向美的文学作为改造精神世界的武器，让人们的心中多一些爱的典型、多一些人格巨人的形象，多一些寒风中升起的火炉，堕落时伸出的手臂，那么，古老的美德终会归来，人们的心灵终会强大。

其三，民族地区的文化职能部门都是清水衙门，普遍资金短缺，似也情有可原。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县一级的民族地区，却通过国家级文学刊物，与全国文学界保持着密切往来，文学活动十分频繁，所谓“小地方大视野”。它们也可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政府的财政拨款有这个胆识和眼光，更多地向文化事业倾斜。这一定是当地文化部门与政府主动沟通、争取支持，并善于利用企业资源、外联协作的结果。坐等救济，明哲保身，那自然只能是形同虚设，毫无作为。而这样的地区，往往又有着通病，就是把“不作为”当成颠扑不破的晋升之道，偏偏要把那些出头做事的人逼成惊弓之鸟、万矢之的，仿佛他们打破了死水的平衡是多么罪大恶极。

另一个层面，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民族问题已是焦点问题，民族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文化部门，是应该本着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众精神需求的宗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多作助推，使其正能量得以传播，还是反视其为雷区，种种设障，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稳稳退休比什么都强。甚至于，别的民族地区争着抢着与一些国刊合作，接连举办作家培训班、改稿班、采风笔会、颁奖活动，而到了这个地区，却总觉得这些常态健康的文学活动也能影响安定团结大局，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一纸批文下来：“不办为好！”最悲哀的是，这样的批文往往正是出自民族干部的笔下。他们上边的一把手往往是汉族老大哥，为了不给自己的升迁造成不利因素，他们宁愿舍弃民族利益，主动选择沉默。可事实上，老大哥未必希望如此，我们的党也绝不会希望如此。

这两年的临夏，常能看到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走近才知，三十几层的楼房却常常皆是空房，四五千元的房价老百姓还是买不起，而一边是房地产虚空易碎的泡沫经济，另一边，谈及图书馆、文化馆、剧场影院建设却总喊囊中羞涩。再如，当前“清真”二字已成国际经贸的一张名片，地方政府花上几千万办一次清真食品展会，无人觉得奢侈，可是花几万元给作家出本书，有人就开始苦穷了。

让畸形膨胀的临夏放缓脚步，寻找那片刻的真诚吧。

让临夏把烧下的钱留出那么万分之一，给牛车般踽踽蜗行的文学修起一条铁路，一条通往世道人心、直抵道德高地的铁路吧。

魅力临夏：呼唤与担当

终于谈到了这次“魅力临夏”散文诗歌大奖赛。如果这才是本文的主题，我并不以为前面所谈的一切都是跑题，恰恰，对临夏文坛种种症结的剖析与批评，正是我们真正认识“魅力临夏”珍贵意义的充分条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文学圈子的征文活动，或许在其他文学繁荣的地区，此类征文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了解临夏文坛历史与现状的知情者看来，在真正懂临夏、爱临夏、想为临夏的文化繁荣做出一点贡献的人们看来，这却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大事。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临夏本土有识之士自觉发起的、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和中国诗歌学会等中国作协主管的三大国字头文学组织，联合了临夏州民委共同主办的一次文学赛事，是大山深处的临夏向世界发出的一个强烈讯号：“我们渴望表达，渴望表达自我，渴望被他者表达。”也是改造临夏文坛死水般沉闷闭塞之盘面，激活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再未出现过的创作高潮的有眼光、有担当、有实效的力举。

在我看来，它至少引领了这样两股潮流：

首先是沉默的临夏人，开始拿起笔来，表述自己渐行失落的“乡愁”。作为这次赛事的筹办人与评审之一，我可以负责地说，所有获奖作品的评选皆是唯看品质，基本没有考虑地域平衡、民族照顾。在9部诗歌获奖作品中，我欣喜地看到唯一来自回族的阿麦榜上有名（这组诗曾受到诗歌组评审、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的著名诗人李小雨老师的赞赏，而今李老师已离开我们，借此文谨向她致以深切怀念）。阿麦在《太子寺》中写到了“打马经过洮河”后，所见的水家清真寺：“大殿穹顶的弦月从不沉落/戴白帽穿青衣的男人们行走在暮色中/行走在寺院里——/阿訇颂经 领拜 众人跟着礼拜/动作整齐”，如若说这只是任何穆斯林聚居地域惯见的场景，那么诗歌第二节则融合了诗人独异的情感体验：“脸色凝重/仿佛每个人长着相同的脸/每个人都是天使/或者孩子”。这“相同的脸”，实则正是信仰者共通的思想彼岸，那是在精神圣域中沐浴的人们都能体会的神圣时刻：“此刻可以忽略许多事/譬如仇恨 毒计 穿过身体的蟒蛇”。这是临夏本土回族诗人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别致的意会与开掘。

敏洮舟的散文《方寸间的大临夏》虽未能获得要奖，但其文印象深挚。作者选取了三个与临夏有关的名词：一条河流（即大夏河）、一座园子（即东公馆）、一所学校（即广河阿校），没有囿于惯常的地理书写，而是由地理而及人文，由状貌而涉魂魄，节制地提炼出临夏的风神。比如他感到大夏河“默默流出，纵贯两地，滋养了不同的土壤，也浸润了各自的信仰”，也感到广河阿校强健的读书声潮里，“奔腾着一个民族的寄托”。读敏洮舟的散文，我感到，唯大爱之襟怀、大世界之视野，方能看出脚下土地熟悉意象之外的人类价值。于是，方寸间的临夏，在他的笔下就这样开阔了起来，深刻了起来。同为回族的陕海青，在散文《东乡水窖》中，写到一个叫“考勒”的深山缺水村庄，“收集的窖水不是庭院地面的雨水，而是高洁的屋顶溜檐水”，由此感到了水的洁净、心的洁净。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角度，在张承志90年代中叶以来所倡“清洁的精神”系列散作中，如是情节比比皆是，但我们经由张文了解的“洗心”传统更多发生在西海固大地，而同为信仰重镇的临夏东乡却疏于描述。从这个意义上看，陕海青的记录与发现，或可理解为信仰着的临夏文人表达意识的一种觉醒。

作为临夏特有的土著民族，几位东乡族、保安族作家的本土叙事亦值得关注。本着公平公正之原则，活动创办人钟翔自然未能入围，但其散文《乡村里的路》却是对日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的悲情回望，也可以说为临夏乡土美文叙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东乡族老作家马如基的散文《地耳情》由山城锁南坝经销的生物地耳，钩沉往事，今昔比衬，富于地域民情之况味。马自东的《温暖的老家》由故乡新房感怀父母恩情；马进祥的《口里口外情》以迁徙新疆的东乡人为线，侧书故里情怀；保安族马学武的散文《保安山庄》，写原乡风物，马祖伟的散文《英雄无悔》写撒拉族义士，皆有纪录性征。尽管人口较少民族的本土题材书写尚显视角单调，笔法拙朴，但就其文化自觉的表达功能而论，意味不可忽觑。

临夏的少数民族所占六成，汉族虽居少数，但文学语境下的表述能力显然更胜一筹。引起评委普遍好感的，是来自何举花的一篇《花椒红了》。这篇短散文只有千把字，以白描笔法写了乡人折花椒的场景，朴朴实实，不骄不躁，文字后面透着善意和暖意，这使得它在众多征稿中显得明澈纯净，如一碗清水。作品的奇巧之笔在于结尾，远离了宏大叙事，更远离了煽情升华，只简单的一句：“又是一年，花椒红遍了山川，母亲却葬在了那个泛黄的秋天，此后，我的世界便只有花椒的香味了。”引得无限怀想。实际上，最动人的地域精神表达正在这最为日常的点滴之间，正在这略显拙笨和粗粝的生命感喟之中。

或许尚止于表面，或许尚存眼界和写法的局蹐，但临夏的作者终于开始悉心打量脚下的土地，认真开垦和传递故乡被遮蔽的、不为人所知的内在景致，这是“魅力临夏”为本土文坛所作的有益启蒙。

另一股更为重要的潮流，则是他者视域下临夏之“魅”的多维呈示。在甘肃省内外的各民族来稿中，一个丰满、细腻、大气、深邃的临夏形象，正穿越群山的阻隔悄然屹立。我们不仅在黄阔登的散文《太极岛荷韵》、张恒的散文《聆听松鸣岩》、周占忠的散文《神奇临夏赋》、陋岩的诗歌《河州的胎记》、霜扣儿的诗歌《十万佛》，以及李元业、厉运波、郑万明、赵长在、云立的诗歌中，看到了一个地理维度上姿色生辉的美丽临夏：“美在灵秀，民族风情显韵；美在神奇，高峡平湖闪灵；美在原始，雄浑神奇飞魂”（周占忠文），也更为可贵地，在一些作品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对临夏人文之美、灵魂之美的知会理解，且不乏精微深挚、使人略感意外的理解。比如获得一等奖的王选的组诗《在河之洲》，便是多位评委取得共识的难得佳作。这位年轻的诗人，胸中吞吐着一个大世界，在《我以绿茶，换你青马》一诗中他说：“我从大唐来/手执霸桥细柳  柳钓半个王朝”，又说：“河州通达  风月纵横  花儿起伏/万马腾骧  殆成云锦  够织出一片盛世”，高度凝练的意象便将临夏深远的历史与博大的气象纵横而出，但他笔锋急转，轻轻耳语道：“而我  不招番马  不论斤两/我只与手执石莲的人  对坐闹市深处”，个中柔肠千回百转，意境奇崛，遐思跳脱。他胸中感知的临夏，既有“舀一瓢黄河水/大清大浊  煮它一个春秋”的豪情，也有“你再回首那陇上河州时/石莲已开出了茶花”的婉约。写茶诗古今如云，但如是佳作，想必亦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此番征文，得此一诗，已为丰收矣！

时下为地域宣传所赋征文，概念化居多，应景空赞者居多，但作为本次“魅力临夏”的评审，大家没有感到尴尬与为难，却无一例外地感叹稿件的优质。应征作者中，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界的实力派和潜力股，如满族的爱新觉罗•蔚然，藏族的花盛，羌族的羌人六，土家族的向迅，壮族的连亭，回族的高志俊、胡亚才、阿慧、敏彦文、马占祥、刘阳鹤、马玉珍等，同时也吸引了刘梅花、李志勇、萧萧、徐晓政、崔云琴、耿文等优秀汉族写手的加盟。孰登奖榜已远不重要：这是一次多民族写手集体朝向临夏腹地的一声呼唤。本次散文组获一二等奖的4部作品中，有3部来自回族，这并非因临夏是回族州，便有意倾斜，恰恰相反，很多评审在打分和评议时并不知情作者的民族属性。据我观察，在当前多民族的散文创作队列中，回族是可以位于前列的，而获奖的冶生福、敏彦文、阿慧都是回族作家的佼佼者。另外，以散文介入地理叙事，需要一种更为真诚、更为深切的洞察和触摸，浮光掠影，游记抒怀是立不住的。盖因外地回族作家通晓伊斯兰文明之精髓，比较容易捕捉到临夏内在的灵魂，佳章多见也就并非偶然了。

获得一等奖的冶生福的散文《浆水面里的河州》，它唤起评审的兴奋之处在于，其视角与那些直面临夏风物的篇什截然不同，这就是：作者在异乡漂泊时，常能吃到一碗临夏人所做的浆水面。在行走的路上，由吃饮而及信仰风尚，而及厚重历史，而及底层民众的骨骼心性，而及寺坊领袖的天下襟怀，一碗面，哪里只剩了酸辣滋味，却是阅尽百态，把好一个临夏写得惊心动魄，光芒暗浮。再看敏彦文的《在北庄高处》，明写山之高处、拱北之高处，实写信仰之高处、道德之高处，有参悟的深沉，性灵的闪光。阿慧的《临夏绿风》，则多袒露中原外乡女子初入回乡的亢奋，对撒拉、东乡人家的寻访，掩映出几多感动，满眼绿野之余，尽知信仰世界的美好。胡亚才散文《在河州》中的风土叩问，敏贤昌散文《马队长臊子面》中的人情温度，马占祥诗歌所写：“在河之州，我写的字带着水声”，刘阳鹤诗歌《小麦加游记》所写：“诚然，我们至此所期许的/并不算多，哪怕抵达只为始于抵达”，凡此种种，亦不失为临夏人文精神的深微探寻。

不论本土呈现抑或他者观测，“魅力临夏”所开启的山门已然洞开。漫长的哑然沉默之后，显然，这是一次应和时代的自新呼唤，也是一份承启未来的慨然担当。

梦想与未来

今天的临夏文学，正站在分水岭上。

众力一推，乾坤开阔。抱守不前，则只能留憾历史。

临夏的梦想，不仅是一座大山的梦想，也通联着回族等诸多民族的梦想，西部的梦想，中华大地的梦想。

临夏有可书的景观与情怀，有古老的传承与信念。盼望这里的作家更多几分自信和自觉，在商潮汹涌、利益至上的年代，仍然能把文学当成崇高的、神圣的、持之以恒的事业，把为土地立言、为民众传声、为民族作传作为推卸不掉的使命。盼望这里的民众，从短视与桎梏中挣脱出来，尽早认识到文化的紧要、文学的贵重。盼望再谈散文和诗歌，人们的眼中不再是空洞与哂笑。

盼望这里的文学空气更加纯净健康，多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都能在良好的机制中得到激发和尊重。处于温饱线下的作家，能够得到关怀与温暖，可能时在文化机构留一个编制，使他们不用在风寒中流浪；可能时多做一些出版项目，使他们不用为自费筹款而得罪亲朋；可能时把他们送进省作协、中国作协，送进鲁院，为他们争取一切政策支持，而不是佯装不知，任其寂寞杂生；当他们在国刊发表了佳作，获得了奖项，出版了重要著作，为临夏文学争得了荣誉之后，州里应给予及时的奖励，几百元不少，几万元不多，那是一种对劳动的尊重，对价值的认可；可能时把国际展会的巨款留出一个零头，把新成立的《民族文学》临夏创作基地建设好，多办几期笔会、研讨会、改稿班、培训班和征文活动，把知名作家、国刊编辑请过来讲讲，在一些相关刊物约组临夏专辑，给本地作者多开一扇窗，多辟一条路，这在众多民族地区早是常态，而我们从零开始，为时不晚；可能时，也把唯一的刊物办好，民族文化大发展，专门的回族文学刊物除昌吉的《回族文学》之外，理应建设第二个园地，须知很多民族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都有几本，乃至十几本，对于散居全国、人口逾千万的回族而言，两本刊物实在不算多，何况临夏除回族外还担负着培养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职责。对，可能时，让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作者，不再感到孤立无靠，而是加大对其“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创作的支持力度”，“采取学历教育、短期培训等多种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各类文化艺术人才”，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而是国务院批准了的，由国家民委等五部门联合编制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明文要求。对于拥有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地区，做好这项文化惠民工程实属本分，而未能做好则是失责。

梦想是沉重的，但也是美丽的。

今天，“魅力临夏”已经启程，就让它在万千瞩目与祝福中，垫起文学铁路的第一条路基。终有一天，梦想的火车呼啸而过，相信它将满载临夏之魅、回族之魅、中国之魅，驶向更深更久的未来。

2015年4月26日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中国作协机关党委策划今年办一次青年朗诵会，主题就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作协团总支的委员，也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这次朗诵会的筹备和演出。当接到党委要求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开森，主旋律的活动很多，大多空泛乏味，但是朗诵会就不一样，特别是像作家协会这样的单位，搞一次青年朗诵会，确实是凝神聚气，也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事后，作协同事们的微信群一直在兴奋地聊这次活动，就说明年轻人还是很喜欢这样的活动的。况且抗战精神，和别的主旋律不一样，怎么强调和弘扬都不为过。虽然最近几年我主要扎在民族文学研究的小圈子里，给人的感觉好像只顾回族文学那点事，其实少数民族的担当，不仅体现在对本民族的贡献，当组织需要的时候，还是应该有担当地站出来，做更多的服务工作。      

      更开心的是，这几年在朗诵领域的摸爬滚打，形成的一些理念，可以借这样一次活动得到实践。在受命担任导演的过程中，我借鉴了母校东北师大的恩师、亚冬会总导演王稼之老师常用的设计思路，提炼出三个篇章，这起码保证了朗诵会不像下饺子一样凌乱，而是有层次、有章法；在帮助各单位遴选作品时，我们集中于纯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兼顾个别散文，坚决不用所谓对白、表演式的“齐越节体”，尽管我自己也创作有齐越节获奖作品《不朽的军魂》，很适合这次演出，但我还是没有用它，就是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坚决地让朗诵回归文学。借了一首阿牧古郎先生的《战士之歌》，好作品啊，充分尊重作者，不但要署名，还要把民族标上。中华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中华的朗诵也有多民族的贡献。
      关于朗诵偏离文学，走向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忸怩作态、跳梁小丑之怪圈的问题，我曾在多篇批评文章中指出，给“齐越节”及其背后飞扬跋扈的体制机器开药方、进忠言，可是他们似乎毫无反省，却颇有拍桌子不服不忿扬言要封杀我石某人的气势。对此我也只能是呵呵了。朗诵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娱乐，我不吃这碗饭，何来封杀呢？我只是看不惯任何领域存在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罢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真理是打不倒的。是谁把朗诵的美学体系搞乱了，是谁表面推动了朗诵运动实则却颠覆了优良传统，不必听我几句行外人的微词，长河般浩瀚的历史终将要把他们送上审判台。让朗诵回归文学，如此简单的事你们还是不愿意做，还是执迷不悟假装糊涂，那好吧，我就做出来让你们看看。

      有点跑题了，呵呵，不说恶心人的事了。过程是相当开森的。作协的年轻同事们，读起文学作品来，没有那些技巧、腔调，都很朴实，但让人感到一种诚实。在设计上，我只安排了一个独诵，其他则设计成对诵、合诵与联诵，这样就显得舞台效果好一点。我们请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几位优秀歌唱家捧场，其中有我中学时代的女神卞瑛花，不过我们也请同事自己演唱了两首歌。其中第一篇章表现东北流亡，必须选一首《松花江上》，本来想让《小说选刊》的郭蓓姐另配一位帅哥，因为我已经是主持人了。不过最后选来选去，还是让我赶鸭子上架，与郭蓓搭档了一次“美声”。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登台唱过歌了，声音被雾霾呛的，一点也不美了。这次唱这个《松花江上》，想起了我高三那年，在哈师大客座教授张云珍老师家里学习声乐的岁月，好像就辅导过这首歌。一时间，有点感怀。

      我们《民族文学》的节目，花的心思比较多，是我原创的一首诗，不过写得有点傻。但是里面的亮点是节选了蒙、藏、维、哈、朝五个民族的母语诗人的诗句，由各民族编辑用母语朗诵。每出来一位，台下都是真诚的掌声。这样真正尊重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朗诵会，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某些“盛会”恐怕永远也办不出来。只是这阵子实在太累了，光顾着给整个演出排练辅导、找音乐、撰稿，自己单位的节目排练得其实很有限。若多排几次，还能再好点。（另外我的白西服居然穿上了，奇迹啊。。。）

       下面是中国作家网的官方报道，有点正哈。不过大家真的挺开心的。看看青年文学工作者们的风采吧！

中国作协“梦想烛照未来”文学作品朗诵会

在京举办

　　为纪念五四青年节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4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党委主办，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协办的“梦想烛照未来”文学作品朗诵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钱小芊，中国作协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吉狄马加，党组成员白庚胜观摩了朗诵会。

　　朗诵会共分“白山黑水第一枪”、“浴血奋战”“梦想与未来”三个篇章。在第一篇章，《抗联义士诗草》中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的抗日诗歌，再现了抗联义士的伟岸群像；《东北作家之声》中高兰、舒群、塞克等东北作家的诗章，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的镇压下，发出了不做亡国奴的呐喊，鼓舞了全民抗日的斗志。在第二篇章，《为祖国而歌》《乡思》《赞美》等诗歌，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每一个声音都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展现了在全面抗战中，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抗战历程，以及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伟大抗战精神。《外国反法西斯诗歌一束》展现了世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人民同样的遭遇和誓死保卫家园，坚决抵御法西斯侵略的决心。第三篇章则回到当下，展望未来，以《青春万岁》《战士之歌》《一个人与一个民族的梦》等诗篇，展现了和平时期青年人应有的精神面貌；《多彩的和声》从民族大团结的角度，结合多民族的母语朗诵，鼓励青年牢记历史，怀抱当下，共筑中国梦。

　　朗诵会还得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大力支持并带来了精彩节目。

　　中国作协机关及所属单位约250人出席此次朗诵会。

 

摄影：王纪国

全面呈现回族文学的成就和风貌

——访《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主编杨继国

记者 明江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重点精品工程项目成果《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近期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由回族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杨继国担任主编，多位回族专家学者参加了编纂工作。该书约320万字，是迄今为止以回族人的视角全面展示回族口头和书面文学成果乃至于文化成果，反映回族人民精神文化历程的百科全书式的一部大型著作。

　　在该书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谈到，这部著作不但能够使读者了解到回族文学发展的历程，而且可以走进回族人民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感知他们的心路历程，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大有裨益。

　　记  者：我们知道，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很早以前就已列入议程。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提出要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回族文学史被确定为首批上马的项目，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展开。

　　杨继国：是的，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才终于重新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多次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的推动下，宁夏于1979年9月成立了回族文学史编写小组，由王十仪先生任组长，开始了这项工作。之后，又在宁夏大学成立了回族文学研究所，由李树江先生任所长，专门负责回族文学的研究和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在王十仪和李树江的主持下，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张迎胜、丁生俊编写的《回族古代文学史》、李树江编写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纲》、我和何克俭编写的《当代回族文学史·上编》。这些成果出版以后，曾在宁夏召开了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在充分肯定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更希望有一部贯通古今、涵盖全面、自成体系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早日问世。可惜，达到这一目标本属不易，再加上后来编写组人员各自工作的变动，这一工作停顿了下来。

　　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报在即，我们又萌生了重新编写回族文学通史的念头。编写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工作，得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自治区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宁夏文化建设的精品工程，批拨了专项编写经费。在各方面的关心帮助下，《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编委会和编写组随即成立。经过近4年的共同努力，这部全面展示回族的文学乃至于文化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总算面世了。我们总算不负初衷，圆了几代人的梦，实现了自己的念想。

　　记  者：相较于以往的回族文学史和其他民族的族别文学史，《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特色是什么？

　　杨继国：《通史》正因为编写较晚，所以也具有后发优势，它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一是篇幅宏大。这部著作有四卷五册，320万字，不仅在篇幅上远远超越了过去的回族文学史著作，而且在已出版的族别文学史中也应该是最宏大的。这充分反映了回族文学发展的壮丽图景和丰硕成果。这种宏篇巨制，是和回族文学的历史地位、现实状况相适应的。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编写，虽是过去工作的继续，但又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既充分利用了自1979年以来回族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有关成果，又面向海内外广泛捜集、挖掘了一大批新的回族文学资料。无论是回族的口头文学创作，还是书面文学创作，无论是古代回族作家的作品，还是当代回族作家的新作，无论是回族聚居区域的作家作品，还是散居在非民族聚居区域的回族作家作品，乃至于海外的回族作家作品，都在编写者的视野之内。

　　二是结构特别。根据回族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我们在编写上既认真参考、吸取了各少数民族文学史，乃至于中国文学史编写的长处，又根据回族文学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比较符合回族文学实际、便于更好地展示回族文学发展成绩的结构特点。

　　这部书分为民间文学、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四卷。这样既有史的脉络和顺序，又能更好地展开。比如，关于民间文学，一般民间文学都是混合在各个历史朝代中论述，因而大都表述得不够充分，并且很难看出其发生、发展的脉络。我们根据回族民间文学特别丰富而且具有自己显著特点的实际，将民间文学单独作为一卷，且置于各卷之首。再如，近现代文学也可以不单独列卷，但是，考虑到在这个时期，正是回族人民思想活跃、回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而且这时期的回族文学也十分有特点，不仅是回族知识分子，就连回族的宗教人物、政治人物也纷纷以文学作品来唤醒族人、国人的家国意识、族教意识，表现出了强烈的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这样，我们也单独列成一卷，以更好地展现这时期回族文学的成就和风貌。

　　回族当代文学，在我们这部通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关于当代文学的论述，历来有不同的体例，有的是以时代为脉络来论述，有的是以体裁为脉络。由于当代回族作家阵容特别庞大，当代回族文学作品又极其丰富，而且当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时间很短，只有30来年的时间，许多回族作家又都擅长几种主要的文学体裁。因而，一般文学史的体例对我们都不适合。结过反复斟酌，我们采用了以地区为单元分章节的办法。又考虑到全国各个省基本都有回族，都有回族作家，但其发展又极其不平衡，我们采用了以全国大区来划分章节，以首都北京和全国六个大区为脉络来论述的办法。以大区来分章论述，固然便于论述的展开，但是对于回族文学发展的脉络、各种体裁发展情况的论述，又有着它的不足。因此，我们又有意在当代卷的绪论中和每章前的概述中，加强了对“条条” 的论述，即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论述。这样“块块”与“条条”的结合，经纬的交织，就保证了回族文学史编写的完备，使人们对回族文学的发展及其特点有了清晰、全面的了解。

　　三是学术上更深入。由于我们这部书编写出版得较晚，所以我们有条件吸收、消化各民族文学史编写的优点和长处，特别是我们这部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国内回族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和权威学者，有的毕生从事回族文学研究，因而，这就保证了我们这部书的高质量。

　　记  者：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在编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杨继国：在民间文学卷中，民间文学首先就要讲神话，我们认真研究了阿拉伯语关于神话这一词汇的不同解释，又认真参考了伊斯兰教关于真主创世的观点，并深入请教了民族宗教界的领导和专家，最后采用的表述是：“因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回族民间，‘神话’一词，仅限于虚构、幻想类故事。认为那些《古兰经》之外的故事，才是人们编造的故事，才可以称之为神话。”这样，既尊重了学术的规范，又照顾了群众的感情。

　　再如，在古代文学史中，许多回族作家的族属一直存有争议。如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权威的中国文学史莫衷一是，几种说法并存。在我们的《通史》古代卷中，不但依据历史记载，说明萨都剌出生于西域回族世家，而且深入刨根问底，翻检各种《萨氏族谱》，均找到了萨氏“先世色目人”的记载，还查证了明代萨氏后裔在福州修建清真寺的碑记的记载，以及福建闽侯县萨氏宗词中记载其先祖为“答失蛮”的楹联。以此证明，数百年以来，无论在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经历了多么复杂纷纭的变化，萨氏后裔们一直承续着有关自己家族源于回族的历史记忆和清醒认识。不仅如此，还找到了清代萨氏后代子孙“变俗”的记载，这也是至今萨都剌的族属产生异议的原因所在。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编纂成功，关键是我们拥有一支优秀而专业的编写队伍。在此，我作为主编，对付出辛勤心血和作出卓越贡献的各位主编、编委和撰稿人表示感谢。

　　记  者：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回族文学史的编写，你们对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怎样的总体印象？

　　杨继国：我们对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清晰、完整的认识，也有许多感悟。

　　第一，回族文学不仅在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家、优秀的作品，而且在当代更是人才辈出、灿如群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这部书原计划写 180万字，但现在却写成了320万字，尤其是当代部分，有120万字。不是我们想多写，实在是东西南北中的回族作家太多了，而且以前没有表明族属的作家这时也不断被发现，实在是难以割舍，压来压去，还是这么多字，这是和回族文学实际的情况相符的。

　　第二，回族文学的创作领域非常丰富，作家风格也多种多样。漫步于回族文学创作的形象画廊，我们可以惊奇地看到，回族作家们展示了多么广阔、丰富的创作领域啊！一个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丰富与否，反映了一个民族人民的现实及内心世界的宽阔和丰富程度。这种题材的丰富性，使回族文学像一条汪洋恣肆的大河，从而呈现出无限壮观、无限丰富的博大境象。这正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所应具有的文学景象。

　　第三，虽然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艺术题材和作家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仍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相对一致的美学追求。许多回族作家不仅自觉深入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本民族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深刻反映民族社会生活、表现民族情感、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就是在一些不是直接反映回族生活，甚至是非回族题材的作品里，也渗透着自己的民族情感，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民族视角和审美倾向，散发着回族文化特有的灵光和趣味。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民族风格，使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色。这充分显示了回族作家的文化自觉和回族文学在风格上的成熟。

　　由此，我们对回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尤其是现在，一大批植根于民族文化厚土、文学根基扎实的中青年作家已经成长了起来，仅就宁夏而言，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等人的创作成绩不俗，已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坛的栋梁之材，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沿着这条良性发展的轨道，回族文学的发展前景会更加灿烂辉煌。

（原载《文艺报》2015年5月8日）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

主编  杨继国 

民间文学卷主编  何克俭  王根明

古代卷主编  张迎胜

近现代主编  赵慧  拜学英  王继霞

当代卷主编  哈若蕙  郎伟  石彦伟

阳光出版社订购电话：0951-5045842

王巨才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白庚胜在仪式上宣布了第二届“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散文诗歌大赛正式启动并回答记者提问

石一宁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启动仪式由赵晏彪主持

    2015年5月24日，第二届“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散文诗歌大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此次征稿活动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由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民族文学》临夏创作基地、西北文学网承办。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启动仪式。

王巨才在讲话中从宏观上评价了上一届“魅力临夏”大赛所取得的良好社会效益，高度赞赏了该赛事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临夏作为西部群山环抱中的民族地区，能够接连举办文学赛事，促进临夏地域写作，吸引不仅是回族、东乡族等本土少数民族，也同样包括汉族等全国各民族的写作者放歌临夏，体现了一种时代担当和文化眼光。他同时也对本届大赛提出了要求和希望，期待应征作品中出现更加富有时代性、现代感、接地气的精品。

    白庚胜宣布了第二届“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散文诗歌大赛正式启动。据了解，本届“魅力临夏”征稿大赛延续了前一届的要求，主题围绕临夏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人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特色、建筑风格、清真食品、城市品格等，限诗歌、散文两类，面向全国各地各民族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征稿，截稿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大赛最高奖金10000元，还将邀请获奖者赴临夏领奖、采风。

    启动仪式上，《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石一宁，临夏回族自治州民委主任金有录，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成良等分别讲话。此外，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临夏州文化馆副馆长钟翔等还就民族作家的地域书写、散文写作技法、临夏民族特质与精神文化内涵等话题，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

    另悉，由金有录、钟翔担任主编的首届大赛优秀作品选集《魅力临夏》一书也将于近日出版问世。

    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主持。(尕夫)

周明出席启动仪式并答记者问

红孩出席启动仪式并答记者问

徐忠志宣读大赛征稿启事

金有录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马成良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钟翔在启动仪式上讲话并答记者问

（摄影：王纪国）

第二届“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散文诗歌大赛征稿启事

    临夏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地处甘肃省中南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尚书•禹贡》载：“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是为大禹治水的源头。临夏古称枹罕，五千多年前就有先民生活，是古丝绸之路要冲，唐蕃古道重镇，明代四大茶马司之一，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河湟雄镇”之称。临夏是个多民族文化的聚集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7%以上，被誉为中国的“小麦加”。临夏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富集，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遗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砖雕，创六项世界之最的和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黄河明珠刘家峡，都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为了贯彻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精神，开展临夏州委“花儿为什么这样美”文艺创作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活动，提高临夏的社会知名度，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迅猛发展，迎接临夏回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的到来，特举办第二届“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散文诗歌大赛活动。

    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是州内专门从事商业地产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的集团企业，下属房地产、物业管理、热力等公司，多年捐资助教，扶贫济困，大搞社会福利事业，支持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声誉。公司董事长马成良先生，为这届“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散文诗歌大赛”慷慨解囊，全力赞助，推动临夏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征稿要求

    1、作品围绕临夏这一主题，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人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特色、建筑风格、清真食品、城市品格等紧密相关。详情可登录临夏州政府网、中国临夏网等媒体，了解有关情况。

    2、在征稿期间，将组织全国的知名作家诗人，来临夏进行采风，体验生活，承办方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3、征文体裁为散文和诗歌。诗歌限现代诗（古体诗、花儿、散文诗和赋不予参赛），限四首100行内。散文一篇3500字以内，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4000字。

　　4、征稿面向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和文学青年。

　　5、征文从即日启至2015年9月30日截稿

    二、评奖办法

    1、由著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组成评委会，经初评、复评、终评产生各类奖项。

    2、大赛分体裁设一等奖各1名，奖金各10000元；二等奖各2名，奖金各8000元；三等奖各5名，奖金各5000元；优秀奖各10名，奖金各500元。　　

    3、颁奖大会拟定于2015年10月底在临夏州康乐县隆重举行。届时，邀请全国著名作家诗人，有关领导和获奖者代表出席大会，为获奖者颁发奖金和证书，参与采风等活动。

　　三、注意事项

    1、参赛稿件必须为原创作品，具有完整的版权，不存在任何版权纠纷。若有抄袭他人作品等侵权行为，一切后果自负。

    2、每位参赛者只限一种体裁，诗歌或散文，以首次投递的为准，后面的一律不予考虑。

    3、一经来稿，即表明作者已将作品刊发、编辑出版权交主办方所有。

    4、在参赛稿注明作者简介、真实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等，跟参赛作品一并发至电子邮箱mllx930@126.com。

    5、咨询电话：0930-6217299。

    联系人：田萍。手机：15593001555

主办单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中国散文学会

  中国诗歌学会

     民族文学杂志社

承办单位：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

                                            《民族文学》临夏创作基地

                                            西北文学网

   2015年5月24日

当我们摘下头巾时，我们摘下了什么

赛义德

真耶假耶：由陕师大“头巾禁令”说开去

据5月1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一篇题为《大学澄清头巾禁令》（Uni clarifies headscarf ban）的新闻报道称，陕西师范大学最近颁布了一条“头巾禁令”，“规定所有少数民族学生一律禁止穿戴头巾”。校方对此予以澄清，该校辅导员李晨子在知乎网上实名发帖称：“从学校到老师都未要求学生摘掉她们的头巾。我们只是要求她们按照传统民族方式穿戴头巾，而不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也就是说，所谓“禁令”只是规定了头巾的戴法，“允许非宗教形式的穿戴”，并未要求完全摘掉。但这只是校方在媒体中的单边解释，而报道中同时披露，有学生已向该报证实，事实上“存在此项禁令”，即禁止学生穿戴头巾。也有网友公布了该校辅导员发给学生的微信截图：“本周内帽子全部摘掉，头巾不能戴，×老师说的。”另有被公布照片的该校民族教育学院2014年9月要求学生签署的《保证承诺书》写道：“不穿戴反映宗教信仰的服饰与标志。”对此，有当事学生补充说明：“入学报名时就不让报，去掉头巾，签了保证书才给报名入学的。”另有一些帖子详细叙述了该校学生处行政人员在“头巾事件”中的强势表现。

由此可以推断，陕师大官方对媒体予以否认的曾强令民族学生摘掉头巾之事件，其实是有据可考，存在确实的可能。

鉴于网络传播的局限性，笔者复对陕师大的一些好友进行问询，并实地走访了北京、东北一些有类似情况的高校，反馈结果是：个别高校确实存在规定学生头巾戴法之做法，也存在多次找学生谈话施压，劝导或强令她们摘掉头巾，甚至以取消评奖、评优、补助资格，以处分、退学相威胁之做法。校方还为此制作了PPT，以头巾图片说明：“露耳朵是民族戴法，不露耳朵是宗教戴法”，先对辅导员进行培训，后在全校各院系、各班级普及推广执行。校方认为，这是“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反宗教渗透进校园”的合理举措。

一时间，“头巾禁令”引发网上网下包括汉族在内的知识阶层和民众阶层的热议，有的表达震惊和异议，有的建议学生进行法律维权，对校方进行起诉，有的则支持校方举措，并同时出现了不少嗔怪、侮辱少数民族的言论。

扑朔迷离中，被遮蔽和忽略的往往是常识，而这常识的发言权，最应出现在当事者所处的文明体系之中。笔者理解校方基于维护稳定大局的良好初心，然而窃以为，无论规定头巾具体戴法，还是直接要求摘掉头巾之所为，都暴露出个别高校执政者民族宗教知识、人文修养的贫乏，处理方式的简单粗暴，以及对宪法精神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漠视和违背。凡此一切，所带来的客观影响恰恰有碍于维稳的初衷，好心办坏事。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极端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文明主体表述之角度，对错误问题进行纠正，溯本清源，唤醒无知，共促团结。

你妈是你妈：民族与宗教并不是“一刀切”的关系

在“头巾事件”中，校方强调最多的就是：民族是民族，宗教是宗教，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民族风俗习惯可以尊重和保护，但宗教要与教育相隔离，就要干预。这种观点看似分明，却正是诱发错误的根源。

此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对民族宗教常识多处于一知半解、听风是雨的状态，他们初遇此类问题，既不去向少数民族虚心求教，也不去学习我们党在90多年来总结的民族宗教工作经验，而是临时“扫盲”以后，就理直气壮，如获至宝，草率地、片面地、想当然地将民族与宗教进行了“一刀切”的处理。

那么，民族与宗教到底可不可以“一刀切”？回族与伊斯兰教到底是不是可以割离的关系？先看两位共和国总理的论述：李鹏总理曾在1992年1月1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宗教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我国一些地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等，是一些民族的普遍信仰。”周恩来总理则讲得更为具体：“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同样，打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可见回族一栏是这样介绍的：“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回族形成后，各地回族一直延续着这一信仰……回族在饮食习惯、服饰装饰、诞生命名、成年仪式、婚姻和丧葬、节日等习俗上，都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引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该书系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是官方认定的关于民族知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权威教材）以上从党和政府层面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回族是一个“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在回族知识分子的主体表述中，这一论断也是无可置辩的。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就曾指出：“对于回族来说，伊斯兰教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民族形式。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并强调，不能“只看到族和教有区别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相联系的一面”（《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著名回族民俗学家，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正伟同志在其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中明确阐述：“回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该著也将“回族的宗教信仰习俗”纳入回族民俗的组成部分，并列为首要章节进行论述。

追溯回回民族形成的渊薮，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与中国汉人通婚，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入教的结果。也可以说，伊斯兰教之于回族，就像是母亲之于儿子的关系，如要争辩这一点，简直比证明“你妈是你妈”（语出李克强总理2015年5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还要荒唐。回族从脱胎之始，其存在方式的点点滴滴便与伊斯兰教紧密相关，其绝大部分的风俗习惯都直接来源于伊斯兰教，极少有脱离了宗教而自发创造的风俗（仅如习武、唱花儿、吹口弦、耍公婆等局部地域民俗）。如要真正地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势必也要尊重这些风俗习惯所连带的宗教元素，二者本来就是水乳不分、不可割裂的；企图像扫雷一样排除掉这些宗教元素，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正如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所批评的：“试图把宗教从民族文化中切割掉，殊不知，宗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抽掉核心，只剩空壳，那还叫民族文化吗？”（《不要动不动把民族文化对立起来》）

尽管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少部分回族人明确表示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身份证上的民族，与宗教的确关系不大了，但这毕竟只是个体的选择，不能作为全民决策的根据。

民族习惯“宗教化”，还是宗教习惯“民族化”

有舆论认为，之所以支持禁止头巾，是因为要谨防民族习惯“宗教化”。这种认识是危险的，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既然一个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很可能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和衍变，那么民族习惯本身就包含着宗教习惯。这就是说，宗教信仰和习惯存在着“民族化”的情况，而不是相反。因此周恩来同志才会说：“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又特别警示说，“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江泽民同志也说：“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也要注意全面的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 》，1992年1月14日）然而，在个别高校的意识中，却只认定不吃猪肉、取经名、土葬、参加节日庆祝等是回族的民族习惯，而把戴头巾、做礼拜、封斋、学习《古兰经》都生硬地划归为宗教活动加以限制。这是一个概念混乱、自相矛盾的误区。

一方面，校方认定的上述民族习惯，本来也都源于宗教要求，如不吃猪肉的清真饮食习惯来源于《古兰经》之规定，所取经名多为宗教圣人贤达之名，土葬源于真主以土造人、亡人入土为安之说，开斋节、古尔邦节本就是宗教节日，如果硬把宗教元素在民族中剔除，则上述民族习惯亦都不复存在。依此逻辑，在清真食堂吃伊斯兰教法屠宰的牛羊肉是否也要变成“宗教吃法”，过开斋节也要变成“宗教过法”，阅读回族文学作品《穆斯林的葬礼》也要变成“宗教读法”？

另一方面，校方认定和有所限制的宗教活动，虽确属伊斯兰教之要求，但在回族日常生活中，这些宗教行为往往已经“民族化”，衍变成一大部分回族人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所养成的坚如磐石的民族习惯。在他们看来，民族的就是宗教的，宗教的也是民族的，他们从未对民族和宗教的概念进行过严格界分，也根本无法界分。他们只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履行他们的习惯和义务，就会觉得人格有所缺失。粗暴地斩断回族的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习惯，无异于斩断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文明之根，无异于在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制造创口、开刀撒盐。

因族而宜：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我们观察事物，首先就要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同样应该因教而宜，而族而宜。

比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信仰更多的是个体选择，全民信仰的民族几乎不存在（但亦有傈僳、怒、布依、京、朝鲜、苗、景颇、独龙、彝等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只要不牵扯民族原发信仰，对这些宗教的管理相对可以独立操作。可是，涉及伊斯兰教的情况就明显不同，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等10个穆斯林民族几乎可说是全民信教。再比如藏传佛教，除藏族全民信仰外，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纳西、普米等民族的大部分也信仰；云南的傣、阿昌、佤、拉祜、布朗等民族则信仰南传佛教。处理这些民族的宗教问题就不可能与民族问题截然分开，就不可能像分黄豆绿豆一样幼稚地说：“这是民族的，那是宗教的”。特别是对于人口较多、影响较大的回、维吾尔、藏、蒙古、哈萨克族这几个民族，宗教问题必须谨而慎之，即使仅一校之举，如处理失当，也极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波动。

明确了上述常识，如果再对回族等民族问题武断地“去宗教化”，空喊“民族是民族，宗教是宗教”，自然就不但是缺乏知识，而且是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不顾大局，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的。

头巾：一种美的权利

在今天，当美丽的头巾成了个别高校学生处和辅导员们的心腹大患，成了校园里流动的鱼雷，仿佛随时可能对校园执政者的乌纱帽进行颠覆时——让我们回归理智，看一看头巾到底是什么。

头巾，也称盖头，在伊斯兰文化体系里，它起源于尊重和保护妇女的要求。伊斯兰文明认为女性的美是高贵的，最珍贵的东西应当珍藏起来，而不是暴露在外。比如头发，属女性羞体，应予遮掩和保护，只对丈夫等最亲近的人方可敞开。这种以“节制”为基础的美学原则，使穆斯林女性的穿着更为端庄、自尊、自信，同时也避免了异性的色视和骚扰。任何一个戴头巾的女性，都是基于对自身文明的尊重，对女性尊严的维护，仅此而已，而非如某些人所臆想的，基于宗教强迫或妇女压迫，更非如个别人所警惕的，旨在宣传迷信、教条、极端思想，传教或向谁示威。如果摘掉她们的头巾，她们会觉得自己的羞体暴露在外面，人格和尊严受到伤害和侮辱。尽管可能比喻不当，但这种受辱的感受，大抵与大庭广众之下让男人女人赤裸相向并无本质差别。

诚然，如是文化观或许尚不能为很多教外人士理解，在我国也不是主流价值观，人们似乎更加认同席卷全球的“性解放”潮流，喜欢看到女性的暴露之美、裸体之美、写真之美。但无论哪种美学观更加科学与民主，回族女孩戴上头巾以追求自己文明价值体系中的“美”的权利，与汉族女孩做各种发式造型以追求自己文明价值体系中的“美”的权利，是对等的。也如越南瑶族、花腰傣等民族女性以黑齿为美，独龙族女性以纹面为美，佤族女性以长发为美，无论中华文明主流价值观是否理解和认同，这些审美价值取向与追求美的权利，都应受到基本的尊重和法律保护，否则就是用一种文明价值歧视另一种文明价值。

《宪法》和一些地方法规（如《陕西省民族工作条例》）规定了“少数民族公民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禁止民族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头巾禁令”所涉及的疑点，也就在于是否构成民族歧视。笔者认为，即使初衷未必如此，但客观上禁令包含歧视的倾向，是显明的；禁令实施中带给当事者的屈辱和被歧视的感受，也是确实的。

当一座校园对遍地露脐装、透视装、超短裙、丝袜吊带、一夜情莞尔默许，却将以此为羞、戴头巾以求自重的“保守”行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真不知是文明的幸运还是悲哀。

戴头巾怎么成了“宗教活动”

在校方培训过的辅导员李晨子的代言中：“穿戴带有宗教性质的服饰，可以判定为进行宗教活动，这是我们不允许的。”

有必要商榷的是：前文已述，回族戴头巾虽源于宗教规约，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属性则表现为一种民族习惯，并且成为回族服饰民俗中最典型、最重要的特点，这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服饰文化中以衣服为主、头饰为辅的情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如果头巾都不让戴了，那么回族的服饰习俗几乎再无典型之处。

关于回族服饰的标准界定，国家民委官方网站如是写明：“回族妇女一般都头戴白圆撮口帽，戴盖头（也叫搭盖头）……绿盖头清俊娇丽；白盖头干净持重；黑色盖头素雅端正……老年人的盖头较长，要披到背心处；少女和媳妇的盖头比较短，前面遮住前颈即可。”王正伟同志在《回族民俗学概论》中则补充说明：“盖头，旨在盖住头发、耳朵、脖颈。”也就是说，即使是盖住耳朵的头巾，那也是回族的民族习惯，不能因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加以排斥。

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从未排斥过美丽的头巾。可以看到，北京牛街56个民族人物画墙上，56个民族天安门前欢度国庆的宣传画上，中国邮政公开发行的邮票上，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的女性形象都是盖头飘飘。再观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大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等政府会议，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回族妇女代表也都戴着盖头共商国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握手，我们不能理解，为何在一所校园却偏偏容它不得，难道高校是独立于国家的一块自治的非地吗？诚然，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校外人士对学校内部事宜本无权干涉，但校规若与法律精神相违，与客观事实相脱离，并因处理不当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攸关稳定局面，我们却无法对此冷漠旁观。

如果这些“自治王国”里的施政者走出狭隘的想象之井，到西北、云南、海南等回族聚居区去看一看，就会知道戴头巾是回族女性多么常态的服饰。即使一些妇女在宗教功修上比较疏远，她们仍不会摘下头巾，因为这是她们身为回族女性的一种道德操守和情感底线，也是一种民族自尊和自觉的本能象征。校园里触手可及的例子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因为戴上了头巾而更加自信、阳光地与人交往；一个性格泼辣的女孩，也因为戴上了头巾而更加尊重自己的民族，时刻注意举止的端庄与修养，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但在今天，就是这些善良美丽的头巾女孩，却被当成说服教育对象，五次三番地传唤到办公室，签下保证书、检讨书，要么背叛民族习惯，要么接受处分。她们只好委曲求全，流着眼泪摘掉头巾，却不敢言说，以致出现了心神不宁、无法专心上课、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悲剧，可它正在个别高校赤裸裸地上演，就连有良知的汉族学生也忍无可忍地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我不信仰伊斯兰，但我就想戴穆斯林的头巾，可以吗？”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沿袭校方的思维，把头巾的“民族性”剥离开，只强调其宗教属性，那么牵扯到的问题是，即使穿戴宗教服饰，是否属于宗教活动？显然，在既定法规、学术常理和人性情理中，这是无法说通的。“活动”再怎么小，起码也要动一动，服饰则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文化，假使只是戴着头巾不声不响躺在寝室床上或坐在树荫下，难道也成了“宗教活动”？很显然，穆斯林佩戴头巾、白帽，与基督徒佩戴十字架项链、耳坠，佛教徒佩戴手串、护身符，只是特定群体的一种生活习惯或文化身份的彰显，并无传播意识形态的意图和可能。如果硬说戴头巾是宗教活动，那么那些戴着头巾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女性们，难道也是在参加宗教活动吗？

当我们摘下头巾时，我们摘掉了什么

头巾虽只是头顶上的一块小小彩布，却象征着祖国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与爱护，象征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与严肃，向世界昭示着中华民族尊重多元、海纳百川的大国风范。摘掉它很容易，只需一根手指，但与此同时是否要慎重地想想，我们到底摘掉了什么？

历史或许将这样铭刻：以陕师大为代表的个别高校创制了人类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高等院校抑制女性戴头巾的罕见特例。仅除极个别国家（如突尼斯、土耳其）之外，即便是受到全球诟病的法国禁头巾新法，所禁止的也只是妇女在公共场合披戴遮盖整个脸部的头巾（包括只露双眼的“尼卡布”和不露眼睛的“布卡”），但若是并未影响辨认面部的头巾，则是被允许佩戴的。个别高校愿做出墙奇葩、跳梁小丑不要紧，却不该扯着它的祖国在国际社会跟着出名。

头巾之禁，也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相悖，不利于友情外交。阿拉伯、伊朗及中亚突厥各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盟国，他们愿与中国成为好兄弟，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要素之一，就是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历来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因而觉得亲切和信赖。可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西安，却发生了穆斯林头巾被禁的闹剧，而就在禁令最烈的几天里，“第三届国际东干学研讨会”恰在陕师大召开（该校也一直紧抱“一带一路”争取项目），也几乎是同时，习近平主席恰在西安接待莫迪来访。我们不禁要问，但凡稍有大局观念，懂得为国家多添彩、少添乱的高校，可能做出此等没有眼色、不识时务的行为吗？

再有，个别高校的错误行为，很容易带给外界大汉族主义死灰复燃的错觉，影响民族团结大局。尽管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大汉族主义，习近平同志也格外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民族关系一向是很和睦的，并没有感觉到大汉族主义如何盛行。然而，个别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作态中，的确流露出对少数民族风俗与信仰的俯视，认为是落后的、封建的、不科学发展的，消灭头巾实则是在帮助她们向“文明”进化。一些辅导员也是如此劝导学生的。这很可能在全国制造大汉族主义的坏典型，可谓害群之马。

戴不戴是自由，怎么戴更是自由

整个“头巾事件”中最无辜的还不是头巾，而是耳朵。因为辅导员们受过培训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忽然知道了一个民族的“秘密”：“露耳朵是民族戴法，不露耳朵是宗教戴法”。

笔者出身回族世家，多年从事回族文化研究和民族团结工作，对东西部聚、散地区的回族生态都甚熟悉，也曾遍访宗教职业者，从未听说头巾还分“民族戴法”和“宗教戴法”。纵观国际社会，以伊斯兰教为主体宗教的国家也未闻此说。确实也有个别地方曾有过是否可露耳朵的教法分歧，但这是教内理解的一点差异，不关原则，亦非通识普及于民众的观念，未曾形成过“戴法”的教条。依笔者看来，是否“露耳朵”之分，就如同东北人常戴的那种两边垂着耳朵的狗皮棉帽：耷拉下来就是“日本鬼子戴法”，翘起来就是“雷锋戴法”一般荒唐。然而，滑天下之大稽的主观臆造居然变成了行政命令，居然还煞有介事地制作成PPT，强加给本无这种区分习惯的该民族的人民。若他们的目光表达出一点点不解，就一巴掌拍下去，用文革体宣布：“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头巾到底怎么戴，应该去问戴头巾的人，而不是没有戴过头巾的人设想出一套他们喜欢的或认为合理的方案，去说教戴头巾的人。这使笔者想起周恩来同志所说过的：“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他们点头，我们再干。他们不点头，我们就不要干。我们可以说服、等待，不能强加于人。”（《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涉及改变民族风俗习惯，不由少数民族自己做主，而是动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干预，甚至有个别强势领导要求在短期之内根除头巾，显然，这是犯了民族工作的大忌，大抵是患了“急性病”。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民族工作时曾指出：“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还指出了“急性病”的害群之弊，“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选自《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实为党中央英明预断，乃至今日今时，犹如醒世洪钟。

“民族宗教无小事”（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我们对待宗教问题，必须像列宁讲的那样，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周密考虑”的态度。我们希望个别高校，勿因无知生无畏，勿以恶小而为之。

头巾何时被“宗教渗透”捆绑

据个别辅导员透露，此次“头巾禁令”，或与教育主管部门反宗教渗透进校园的文件精神有关。不妨略谈一己之见。

近年来，以“宗教渗透”为主要手段的和平演变方式已成为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实施颠覆的主要战略手段，各高校及学生更是其进行宗教渗透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对此，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等部门2011年5月15日下发了《关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意见》，厘清了“宗教渗透”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境外把高校作为利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进行渗透的重点目标，以捐资助学、学术交流、留学任教、课余活动、组织培训、资助学生活动等为掩护，推销其政治和价值观念，拉拢学生信教……”

不消说，反宗教渗透是维护稳定大局，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必要之举，攸关国家文化安全大计，相信任何爱国人士都是极力赞成的。而且，新的情况是，“三股势力”和极端宗教思想也开始对西部局部地区的教育有所渗透，这就连带地使伊斯兰教问题受到更多关注。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并应当配合的。

有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觉得，既然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那就肯定有被渗透的“潜质”，就要多些“关照”。这是缺乏依据、不负责任的一种意淫，也是一种民族歧视。在少数民族之中，回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之强烈是很突出的，爱国本能是很真挚的，其例证从古至今不胜枚举。囿于交际视野所限，至少笔者所认识和理解的回族人，其宗教信仰一直是合法的、单纯的，是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不曾与境外势力沾边，在校园受到渗透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笔者主张，反宗教渗透不应波及正常民族习惯和正常宗教活动。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处理当前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首要一条就是“保护合法”，其次才是“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而头巾既不属于“非法”和“极端”，也不属于“渗透”和“犯罪”，而是属于应受保护的“合法”范畴。如果我们的靶心是宗教渗透，却把准星指向了头巾，以及一般性的个人宗教功修，如诵读《古兰经》、礼拜、封斋、出散天课等，显然失之偏谬。恰恰，强摘头巾等行为，寒了少数民族和信教公民的心，却可能为敌对势力创造可乘之机。

去“极端化”不应“走极端”

面对网络舆论之压，校方感到学校形象受损，有人在天涯社区以《陕师大正常的学习活动检查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何会被借题发挥》为题发帖声辩：“本次事件的起因本来是一次例行学生活动检查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是我校秉承学校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切实要求”，并认为“一定还有一种黑暗势力”，“借助少数民族同胞的真情实感和宗教情感进行煽动造谣”，“看似是攻击陕师大的教育管理制度，其实是针对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我们这些能够看清是非黑白的人更要挺身而出，敢于与那些不法势力做斗争”……

笔者被这位发帖者的正义感折服，但也同时想到了一句老话：“叫得凶的鸡不会生蛋”。扣这么多帽子下来，累得够呛，不如只回答公众一句：“例行”的、正常的教育工作，哪一条让你们摘学生头巾了呢？

按照帖子的指导，笔者也专门查阅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19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只见“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开展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等要求，却从未见过头巾要摘，或只能依什么“民族戴法”的规定。

也有辅导员说，这与教育部新政有关。不过，据《环球时报》报道，陕西省教育厅民族维稳办职员郭建超明确表示，“没有具体的关于穿戴头巾的规定”。

既然都没有规定，“头巾禁令”是怎么来的？答案只有一个，是个别高校“拿着鸡毛当令箭”自己制造出来的。比这种不顾客观事实，秉持权力惯性思维，任性而为，私自编纂校规以致逾越国法的所为更加可怕的是，他们的口径往往是，这是“党中央”“国家”“上边”的规定。

于是，他们把头巾照片贴满PPT，给学生传递不准确的信息和知识，更有高校身先士卒，结合本校特色，制定出“两个不得”“五个严禁”，如“严禁师生在校内外组织或参加宗教活动”这般禁令蓝纸白字地贴满了所有寝室楼。这就是说，不仅是校内，就连校外（包括合法宗教场所）的宗教活动也不能参加了，此令的笑点何在，似已不必赘述。笔者所费解的是，该校的PPT和布告，明明说是“上边有规定”，却告诫学生只准严格执行，不准拍照，更不准发到网上。是什么密令如此秘而不宣，个中藏着怎样的猫腻，不敢拿到阳光下晒一晒？

本来是“去极端化”，却变成了“扩大化”，不分何为“极端”何为“正常”，眉毛胡子一把抓，拿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架势，这种“扩大化”的本身业已造成了新的“极端化”，是犯了“左”的错误。它所体现的是政策制定者的无能，蠢到人人喊打，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变“堵”为“疏”，放弃“妖魔化”猜想，学好民族宗教知识（不是扫盲一次就想当指点江山），做好事实调研，充分地信任和团结有信仰的同学，让他们把道德操守方面的正能量和向善向美的心灵传递出来，引导他们在条约底线之上与校园文化相适应，为民族团结进步、和谐校园建设多做贡献，岂不是比“猫捉老鼠”更理想的方案吗？

疾患背后的毒瘤

无论现实情况如何，我们始终坚信共和国的宪法是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坚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正确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对其在具体贯彻落实过程中因为个别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航向偏离、初衷变味、权限扩大化以致突破底线的情况，无动于衷。及时遏制谬误的传播，只能治标；找出疾患背后的毒瘤，方可治本。

除却个别高校行政管理者人员自身的无知、粗暴之因素，并不排除，有的少数民族干部教师，在其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比如“头巾事件”中，由戴法的指摘，到彻底摘去，事态恶化、极端化的推波助澜者，恰恰正是两位民族教师。他们受党和国家的培养和信任，受学校的邀请和委托，本来应该做好民族学生与校方理性沟通的桥梁，更好地传达民族学子的合理诉求，正确宣传民族宗教常识，纠正错误认识，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却最先不尊重自己的民族和信仰，风吹草动中急欲撇清关系，恨不得随时为领导提供“重要线索”和来自内部的“特殊情报”，以显示自己“大义灭亲”的立场。殊不知他们提供的“情报”，往往少了些对客观事实的诚实，多了点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他们往往自身对民族、宗教知识就一知半解，本民族的事情还没有搞明白，却伸长了胳膊要管一管其他民族的事情，仿佛自己是无所不晓的“通吃型”专家。他们从不光明正大地传播阳光与爱，总是像特务一样潜伏在校园的角落里，抓到戴头巾的女生就进行训斥和威胁，告诉她们再戴下去就报告家乡教育厅，就不要再上学。走访中得知，学生们普遍恨透了这种人。他们就像盘踞在体内的蛀虫一样撕开了学生和校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裂缝，其对民族团结的危害性远远甚于本民族之外的无知者。

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并不排除，有的政策的建议者、内参的撰写者、课题的研究者，并没有从事实真相出发，而是心中另有盘算：把晴空万里说成是暴风骤雨，把心平气和说成是血海深仇，到处危机四伏，到处杀气腾腾，由此显示出他们的存在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他们所领的这份报酬，是多么物超所值。然而，这样言过其实的“猛料”，于党和政府毫无助益，于人民大众弥足有害。笔者曾在2005年参加某高校历史学院女教授组织的座谈会，声称正在承接国家某部委关于“反宗教渗透”的课题，要求在场学生踊跃发言，“这可能影响到国家决策的制定”。由于笔者当时发了言，说没有感觉到什么渗透，会后即被该教授两位女研究生“围追堵截”，原来这二位才是课题的实际操刀者，而她们坦言此前对伊斯兰教毫无了解和接触，全靠临时采访笔者多给讲讲。采访邮件，笔者至今保留。没想到10年之后，女教授的预言终于应验：课题变成了政策，而当年的课题有过多少社会调查，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社情民意，是不是尊重了受访者，是在撕裂社会还是弥合分歧，已无人关心。

此外，个别深谙民族宗教政策和知识的有关部门、机构，佯装无事，未能担当干预，提供有效的维权保障；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蝗虫一样的网络水军趁机造势，煽风点火，侮辱和攻击少数民族（可随意打开天涯网一阅），其违法言论得不到网监部门的及时肃清和整顿，得不到法律的问责制约；少数民族当事者习惯了在被误解中保持沉默，息事宁人，多数学者公知明哲保身，生怕引火烧身，不能从文明内部提供正确的、有质量的、有建设性的舆论支持——以上，都是客观存在，但易被忽视的痼疾。

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拥有信仰的心灵，乃是人民的福祉、时代的梦想。各民族和谐共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挑拨矛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统战工作就是要把大家的心拢到一处，而不要把本来握住的手掰开，把本来很暖的心吹凉。女娃娃在学校戴个头巾没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无知、误解和极端对美丽心灵带来的伤害与隔阂。

让美丽的头巾，从歧视、俯视、漠视的阴霾中走出，重获尊严与权利，散发原本具有的自信、和平与友善之光芒，迎来价值的胜利。

2015年5月12日—26日

2014年第九届全国回族作家笔会，相聚天山

骨骼深处的拔节之声

——近五年（2010—2014）回族文学述评

石彦伟（回族）

以五年作为一个观察的周期，或许更加便于拉开镜头呈示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学样貌，辨认它在演进之中的脉络流变。2010年以来，回族文学的追索与进步同新世纪前后十年的任何一个五年相比，都显得更加醒目一些。从大的潮流来看，这五年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集体发力、声色不俗的大发展时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国家行动的实施，无疑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勃兴缔造了天时之利。具体到回族文学而言，其骨骼深处体现出的生命关怀特质，对民族题材的多维探索和对美学版图的诗性开掘，都彰显出文学发育旺盛阶段的“拔节”之势。

创作与出版领域气象一新

出版阵地的繁茂促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几桩新举。《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历时四年终告付梓，全书约320万字，分民间文学、古代、近现代、当代四卷，系首部以回族人的视角，涵盖了回族文学从古至今、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完整体系的通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第一辑便收录了马知遥、马瑞芳、查舜、王树理、王延辉、毛眉、讴阳北方等人的14部作品集，第二辑更达25部之多，并有10部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向海外推介，较为整饬地彰显了当代回族文学的阵容。由中国作协组织编选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回族卷》，是近30年来首度编出的全景意义上的回族文学选本。《朔方》杂志创办了专门发表回族文学作品的《新月》刊中刊。上述媒介活动对回族文学而言，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也都堪属值得称道的事体。此外，首届“《回族文学》奖”、“新月文学奖”，“魅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大赛和第七、八、九届全国回族作家学者笔会的举办，以及“端庄文艺”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出现，皆扩展了文学的言说空间，富于助推之效。

文学的实绩最终还应归于创作。以评奖作为考察维度并非必须，却不失直观：李进祥、叶多多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郑春华、白冰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马金莲长篇小说《马莲花开》获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长河》荣列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小说排行榜首榜；李进祥短篇小说《四个穆萨》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十强；阿慧《羊来羊去》、石彦伟《奶白的羊汤》分获第四、六届“冰心散文奖”；敏洮舟散文《怒江东流去》获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名家依然新作迭出。比如张承志的散文创作在引航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在为回族文学源源不断地供给着理想范本。五年间，张承志十卷本作品全集、《心灵史》改定版、散文集《你的微笑》《涂画的旅程》以及《方丈眺危楼》等散作问世，并获首届“朱自清散文奖”、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等，体现了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表达着正义、和平、人道的不渝追求。

2015年2月，银川，《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

植根于骨骼深处的生命关怀

尽管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要目，但若节制地拣选，会发现五年中在主流频繁跳跃的名字和博得点赞的佳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总结它们的共性特质，来自回族文化肌体内深藏的生命关怀意识不容忽视。首先说说马金莲的《长河》，小说用发生在西海固春夏秋冬的四个日常案例，把人的终极关怀置放到了一个极致的圣域。一般而言，相较西方文学业已步向深微之境的“死亡叙事”，中国文学在对死亡的认知和表现上尚显有些虚乏，这一方面与中国文化的禁忌传统有关，一方面也缘于中国人文精神的注意力，集显“此岸”的现世生活和现实环境，对宗教、哲学、伦理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则多有规避。但以宗教信仰为精神建构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谱系却恰恰对生死认知提供了新鲜的角度。比如，在回族人眼中，存在“现世”与“后世”两个世界，幸福的至高境界乃是“两世吉庆”，人之逝世是为归向真主，灵魂仍将延续并接受冥冥之中的拷问。对于回族作家而言，这一哲理并非为赋异文而苦心营造，却一向是深潜骨髓、自然流动的血液，因此《长河》中的素福叶、母亲、穆萨爷爷等逝者的“洁净”和“崇高”，才会毫无刻意，浑然天成。这种生命关怀意识的独异性，乃是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身负信仰传统的少数民族贡献给中国文学极为宝贵的文化养分，甚至也可视为中国文学通往世界不可缺失的精神势能。

这也使我想起《清水里的刀子》在上世纪末就曾因生命观的迥异引发不少讨论。十余年后，石舒清对死亡问题的关怀多了几分静穆与沉入，他的小说似乎早从讲故事的积习中超拔，如世外修士般唯重体验，以散文化笔法如实还原日常中的波澜不惊，安逸从容之下埋伏着惊天撼地的精神力量。《韭菜坪》即是此类实践中的上品，它讲述在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派别的拱北，“我”所经历的丁义德老人家归真前后的境况，其文化含量之绵密全然掩饰在不动声色之间，有一种宁静致远、使人流连的气质。我以为，或因文明体系上的理解难度，文学界对这篇作品的重视尚不够充分。也或许，这样的作品被真正理解必须是一个更加沉静的时刻。

同为小说写作者，青海的冶生福也是近五年势头渐增的一位。他的小说《天堂一样的生活》《仙人掌的刺》等集中于回族乡村叙事，其中最惹眼的一篇《阳光下的微尘》描写回族老汉为自己预留坟地之波折，乃因对终极关怀的探微而别具深意。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回族文学的优长之处并不在戏剧性的张扬，而多在人物心理素质的无微不至。

回族作家的散文同样注重阐明独异的生命价值观。比如，在敏洮舟散文《怒江东流去》中，读者普遍受到感动的是明知爱子赛里已葬身怒江，但其老父却十几天不说一句话；得知确证的身亡噩耗后，老父也并没有仰天嚎啕，只是“发出低低的饮泣声”；他在半夜走向江边，却未如作者所料要寻短见，而是“坐在怒江边的一块石头上”，背影“渐渐地有了石头的颜色”。面对死亡的困境、人力的卑微，回族文化观中的“前定”思想抚慰着脆弱的人心，将苦难渡向开阔之境。敏洮舟的另外几篇跑车题材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急救室》等之所以受到好评，正是由于这位有着扎实底层生存经验和浓重信仰底色的写作者，在生与死这样大开大合的终极追问面前，总如一潭静水，沉着有力，使几千字的散文也有了重磅锤击心灵的罕见力度。

很多回族作家习惯于投身散文创作，因其无从遮掩的心迹，因其灵魂表达的诚挚。女作家阿慧即是如此，其作品《风动野苇洼》中保护死婴不让野狗吞噬的女孩，《月光淋湿回家的路》中不惜生命拦截马车救人的巴乌德的父亲，《大沙河》中平静看待归真、绝不为难肇事者的海姥爷，盖因生死一刻的达观和勇决，散发出人性的光泽。阿慧与敏洮舟都是近五年获得注目并颇有领衔意义的散文作家，这得益于他们对回族精神的深度理解和坚守立场。

本文作者与敏洮舟、阿慧：三个写散文的

地域差异中凸显题材多样之变

新世纪以来，以宁夏几位优秀小说家为代表，将回族的乡土叙事推向一个高潮。但在整体上，回族文学还存在着题材同质化、城市书写稀缺、东部散居区经验匮乏等方面的困顿。经过不同地区回族作家五年来的努力，我感到这一瓶颈正在逐步开解。

首先，西北聚居区的回族文学在题材上愈加向多元化样态迈进。就长篇小说而言，有几部作品在大起大落的历史风尘中打捞民族的负重记忆，如王正有的《驼路》、马绍埔的《回望关川》、纳志祥的《纳家户旧事》《回回娃》；有的则聚焦当代，回归日常，甚至不惜繁笔，只为把回族家庭的细琐常态作一诚实记录，如石舒清的《底片》、马金莲的《马兰花开》，并非动辄百年几代，深读却不乏抱负。就中短篇小说而论，仅观马金莲诸多描写西海固回民女性的篇目，便可发现题材的多维趋向，有关涉婚前风俗的《离娘水》《项链》，有表现孕妇在重男轻女观念下挣扎与超越的《鲜花与蛇》，有记录留守儿童、多子之家的母亲之忧伤的《大拇指与小拇尕》《赛麦的院子》。有意味的是，以写“碎媳妇”闯入文坛并为人熟知的马金莲，写的最好的恰恰又未必是女性，比如《蝴蝶瓦片》和《老人与窑》这两篇，前者写疾患弱势群体的理想寓言，后者则写一个回民老人的时代遭际。或许其社会反响不及《长河》，但从品相和深度来看，我以为都可列入马金莲近年贡献的最优样本。

然而，回族聚居生活的惯见特点毕竟是有限的，挣脱题材的“同质化”仍是艰巨课题。有一些作品的质量是比较优异的，比如马悦的小说《飞翔的鸟》、敏奇才的小说《牛殇》、马凤鸣的散文《二毛皮》等，都写到了回族人所熟悉的宰牲；马强小说集《雪落无声》、杨军礼小说《古寺余晖》、马碧静小说《马媛奶奶的口唤》、冶生福散文《青茶记忆》《花园在母亲脚下》、泾河散文《清水微香》等，亦都对族外读者读解回族文化颇具向导之益。只是，就对文化创造力的苛求而言，我更希望看到回族作家对本民族生活更具新锐别致的发现。

亦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愈发对散居区的回族作家多着几重期冀。他们所写的回族生活往往并不是言必谈牛羊、白帽、教门功课，却一样得法入味，舒展着回回民族的风神。譬如李佩伦剧本《京剧大师马连良》、黄旭东报告文学《劳丁大传》中艺术名家的翩翩气派，阮殿文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爱上泰戈尔的孩子》中清澈美好的少年之恋，马忠静短篇小说《马琳，马琳》、马笑泉短篇小说《清真明月》中志趣盎然的城市生活，叶多多散文《私人的阅读》《银饰的马鞍》中对失落家族记忆的痛苦复苏，胡亚才散文《走年坟》《古兰书屋》中绵厚包容的中原精神，冶进海散文《成都拉面馆》、方芒散文《私人的江南地图》中行走外乡邂逅的民族秘密……此外，表现东北回民生存经验的散文《奶白的羊汤》《雕花的门》和表现回族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散文《穆钧书角》等，都对回族题材的“异构”言说，富于拓拔意味。

就民族生活而论，聚居与散居之外是否还有更加辽阔的视野？李进祥的《四个穆萨》对回族文学的启发之深，可谓卓著。作品罕见地探讨了世界不同国家的民众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差异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同一性，目光冷峻地直指人类灵魂深层的锐利地带。我认为该作标志着李进祥的创作和思考进入新的域界，也为回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精神探微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样基于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尊重，我对苏海龙的新疆题材散文《雅尔木图》，以及马永俊的中亚题材散文《哈尔湖一位东干老人》等作品也是深怀兴致。

当然，对回族题材的着重关注并不代表那些公共生活领域的题材不够重要。五年来，此类作品亦为回族文学创收争誉。比如查舜的《局》、王树理的《卿云歌》、黄旭东的《公选》、杨英国的《停职》、于怀岸的《青年结》、何晓的《迷途》、王正恩的《刘家坝三部曲》、师歌的《心祭白桦林》、马自忠的《逃离》、冶进海的《状元之校》等长篇小说；比如海力洪的《夜泳》、平原的《彼岸灯火》、曹海英的《私生活》等小说集；也如金宏达的《金顶恒久远》、冯俐的《回头张望》、马瑞翎的《怒苏部落》、马玫的《静看流年》、川宇的《一棵不该开花的树》等散文集，以及霍达的《海棠胡同》等话剧剧本，不一而足。

作者与冶生福、马金莲、丁颜（东乡族）在广西大新县

回族美学精神版图的诗性开掘

就体裁优势而言，小说、报告文学乃至剧本，对一个民族道德力量的塑造可能更显直观，通常感到诗歌未必有足够大的体量和抱负担此重任，至少在先前的回族文学中，诗作中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是存在局限性的，往往流于浅白和单调。但最近五年一个新的变化是，一些诗人开始了对回族美学精神版图的开掘，突出代表就是孙谦。其作《新柔巴依集》《苏菲绝唱》等，将极富难度的诗学原创力与伊斯兰文化相嫁接，观照一个民族需要救治的灵魂，呼吁自省意识与现代精神，将回族的诗歌美学实践向精神信仰的层级推进了一步。此外，泾河的《圣咏之书》、宋雨的《回忆一面镜子》、沈沉的《马鹿沟纪事》、赛利麦·燕子的《比纸白的水》等作品，亦有此倾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来，一批“90后”回族诗人集中跃入诗坛，相继被一些诗歌刊物和诗歌奖项所关注，如刘阳鹤、马小贵、马骥文、黑夜、海翔、林侧、洪天翔等。他们与年长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老诗人木斧、马瑞麟、高深，中生代诗人单永珍、马占祥、敏彦文、李继宗、沙戈、从容，以及青年诗人阿麦、查文瑾、马关勋、马桓等一道，以各美其美的声色与气象，支撑起回族诗歌的美学天空，其炽热才情必将在不远的未来焕发异彩。

原载《文艺报》2015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