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赛东北师范大学参赛作品

水做的名字（又名《位高不改公仆心》）

作者：王洋、石彦伟、王建辉

男：听，这熟悉的水声。这是嫩江，这是松花江，这是鸭绿江、查干湖。这是吉

    林大地的水啊！

女：老汪，是你吗？你在那边还念叨着水呢？

男：呵呵，念不够念不够，爹娘把我生下来，就把一片大水注入了我的血液。

    你看咱这名字啊：汪——洋——湖，嘿嘿，整整有它九点水！

女：还九点水，爹娘给你取个水的名字是为了保平安，可没让你把这条老命也都

    给了水！

男：拥有这水做的名字，水做的命，是我汪洋湖的荣耀。

女：汪厅长，邻省大坝已经决口，很快就有40亿立方米的水灌进来，“32公里”大坝就快挺不住了！

男：快，坐快艇跟我去“32公里”！

女：厅长！太危险了，赶快撤吧！

男：不测出洪峰流量，我怎么指挥抢险？

女：可命都没了，还指挥什么？

男：我这条命是水做的，就要跟这洪魔斗到底！

女：厅长！您是防洪副总指挥，责任重大，省委已经作出指示，您必须带着现场的人紧急撤退。

男：不能撤啊……

女：汪洋湖直直地盯着滔滔洪水，撤离的呼声如暴雨捶打着他的心。谁也没有想

    到，蓦然间，在那岌岌可危的堤坝上面，一个身影站了上去！

男：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汪洋湖。我也上有老下有小，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可

要是撤了，咱活下来了，几十万老百姓祖祖辈辈的基业咋整啊！留下来，大

堤还是有保住的希望。是党员的，就跟我冲上去，誓死保卫大堤！

女：厅长……是！

女：狂风暴雨间，无数个受到鼓舞的背影在挥臂奋战！

男：震天口号中，一袋袋沙石筑起了保卫人民的铁壁铜墙！

女：大堤保住啦……

合：大堤保住啦！

男：全省江河堤防无一处决口。

女：60万群众无一人伤亡。

男：公元1998年，吉林人民创造了抗洪抢险史上的奇迹！

女：老汪，这抗洪也胜利了，听说国家灾后重建给省里批了60亿？咱闺女不就是做水利工程的？你给说句话。

男：淑琴，你别逼我，这是原则问题！

女：别跟我讲什么原则，那哪个当官的不先把自己家里安排明白！你可倒好，亲戚朋友谁也得不上你的济。

男：别人咋样我不管，我汪洋湖就是这么个直性子。你也看到了，自打我一当上这水利厅长，送鱼的就没断过……

女：你的意思是……

男：从今往后，就说我不爱吃鱼，咱家就不吃鱼了，行不？

女：老汪你……你坚决不收礼，我理解。可是公家的便宜，咱沾那么一点能烫

手？40年啊，你岗位调动16次，咱俩两地生活30 年，可你偏偏就住那个

破办公室。好不容易回趟家吧，也不坐公车，非得自己买车票。你知不知

道人家都咋说你？

男：说我傻呗，我知道。可是你再去问问水利系统的工人，问问田间地头的农民，

    问问那些困难户、下岗户，人家不在乎什么省人大副主任、副省级领导，人家就知道我汪洋湖是个办实事、不糊弄的好党员。

女：人家人家，你满脑子全是人家。你想过我和孩子吗？想过咱爸咱妈吗？那次

你下乡，咱爸病危，老爷子嘴里喊着“洋湖……洋湖……”等啊盼啊还是没

把你给喊回来。老爷子……他是睁着眼睛走的啊！

男：淑琴你别说了。我心痛啊……

女：老汪，我不该这样戳你的心窝子。你一生清清白白做官，你没错啊，错的是那些贪污腐败、骑在老百姓头上撒野的吸血鬼！作为你的妻子，我支持你。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不参政，不收礼——

合：不特殊。

男：听，又是这熟悉的水声。流进一个名字，流进一腔爱恋，流进千千万万个共

    产党员的赤诚信仰。

女：听，还是这熟悉的水声。洗涤着时代的创痛，净化着人的灵魂。

男：嫩江松花江不会忘记，一朵洁白如雪的浪花，为人民公仆的形象作了最好的

    注解。

女：长白山不会忘记，一棵腰身挺直的红松，把根扎在土地——

合：把爱洒向人民。

黑咕隆咚天上出星星

——缅怀王昆奶奶

石彦伟

我不是音乐界的人，没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论音乐家。可是王昆奶奶走了，我这个年轻的观众感到了难过。王昆奶奶是在丈夫周巍峙先生走后的七十天，追随而去的。是啊，写曲的人都不在了，歌者枉留在这冷漠的人世间，该是多么地孤寂呢。

很多人都可以说是听着王昆的歌长大的，甚至我的祖母辈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王昆出道得实在是太早了。可是我想知道的是，像我这样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除却那些民族声乐的学习者于情于理都绕不开王昆之外，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说“我是听着王昆的歌长大的”呢？怕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说的。光阴到了这一代人手中，说出这样的话怕是要惹人笑话的了。我就是那被笑话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在我的小学同学们已经满口都是“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她上花轿”时，我却已经转回了幼小的身子，躲在寂静的角落里，播放着那满是划痕的磁带，听着那么脆亮清澈的声音从老式录音机里跳跃地流出：

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正是王昆演唱的《夫妻识字》。在我根本讲不明白音乐的章法与意境之时，我就是觉得这歌儿唱得怎就那么好听，那么有味。那是一个广播和电视早已抛弃了老歌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我就只能打开那台老录音机，一遍遍地放着。稀奇古怪的陕北唱词，就这么会了；不那么顺当的调子，也都熟烂在心里了。而我懵懂无知的印象也就似乎从那个时候开始坚固地定了格：民歌，就该是这么唱的！

但我错了。因为那时的彭丽媛早已经让宽喉大嗓的金氏流派深入人心，年轻的宋祖英也开始用“辣妹子生来辣不怕”的甜度迷倒了新生的粉丝，而大街小巷唱得最响的则是董文华的“太阳照，长城长”，“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民歌早就不像王昆那样吐了吧唧地唱了。也许真的是那样吧，太老太土的王昆已经永远地留在尘埃深处的那本老黄历里了。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那么热爱的民歌不再能使我美滋滋地享受，不再能让我跟着扭动身体一起沸腾了。眼巴巴地望着青歌赛像榨汁机一样排泄出来的一拨又一拨新生代民歌手，我似乎听到的只有一个干燥的声音，那就是：“我们是学院派，我们是专业的。”他（她）们的嘴张得都一样大，眼睛瞪得都一样大，该皱眉头的时候那一定是都会皱起眉头的，该笑的时候也一定是笑得火红灿烂。他们喜欢把所有歌都唱成一首歌，把音色、气息、位置、方法举到一个高大上的殿堂里去。她们一身金亮，华贵地挤满各种舞台，那完美的头腔共鸣恨不得要把房顶掀开——可偏偏就是不能把哪怕一句唱进我的心里来。（也许索朗旺姆是孤独的例外。但那也是刚出道的索朗旺姆，而不是硬把一个牧羊女从牧场上拽进蒸炉机器般的音乐学府去改造整顿后的索朗旺姆。）

忽如一夜春风来，民族声乐有了越来越多的教授、导师，有了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可是山歌死了，信天游死了，花儿死了，长调死了，船工号子死了。贵比千金的真性情死了。他们愈是高亢，而我愈想沉默。我的老录音机和老磁带也早都无处寻找踪影了。我虔诚地热爱着的那些声音，那些像山花一样娇嫩，像泉水一样澄澈，像风马旗一样苍凉，像森林一样深邃的声音，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呢？

幸好王昆还在，郭兰英还在。我们温厚慈祥、峥嵘一生的老祖母们，还在。我真想知道她们是不是经常在看电视，是不是也会走进课堂，听到她们那一代所开创的中国民族声乐基业走到了今天这么个样子，她们苍老的心里会黯然悲伤吗？

万般没有想到，我真能见上王昆奶奶一面！

那是二〇〇九年，我在北京大学去听山东艺术学院李瑞华教授的教学音乐会。那次，王昆先生、郭淑珍先生，还有山东民歌王子杨松山先生都来了。王昆奶奶那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尽管不是演出的场合，仍然把头发染得乌黑乌黑的，作了精心的化妆。她穿了一件赭石色的竖纹衬衫，一袭宽松的黑色长裙，显得很时尚，又很端庄，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多岁的样子。她一直在台下静静地听，没有在台上表演，只是在音乐会的尾声之际，讲起了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从艺生涯，说她的歌唱就是在抗战这个“文艺与群众结合最好的时期”摸索着开始的。她一再强调“百花齐放”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应该能适应知识分子，也能适应普通群众，演唱中不能囿于西洋理论，而是要知道“自己的观众在哪里”。兴之所至，王昆奶奶还唱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调，那简单粗粝的歌调中所埋藏的一份深重的情怀，使我感到一个时代的记忆就这样走到了最不舍的门槛。

“我有很多话想告诉同学们……”王昆奶奶手捧着话筒，久久不愿撒开。年轻的同学们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他们一定觉得这老太太的话痨病犯了，你想说，谁愿意听呢？主持人也仿佛很知趣，礼貌地夺下了老人的话筒。于是，我所亲面听到的来自王昆奶奶的声音，就这样熄灭了。

我再次见到王昆，见到的是她在舞台上的幻影。

在延安，在老鲁艺，在那个召开了指明中国革命航向的七大会址，他们说，这里就是《白毛女》首演的地方。腐旧的气味在泥土房、茅草堆里钻了出来，走累了的同伴们在破损的长板凳上坐了一会儿，懒洋洋地举起手机，拍下那个早已无人在意的舞台，便赶场一样奔向下一个景点。空空荡荡的旧礼堂，只剩了一个孤独的朝拜者，凝视着舞台，凝视着那在阳光里斜斜漂浮着的尘埃。是的，七大与中国有关，与我无关——我满心对它留恋，只因这里是王昆唱出第一声“北风吹”的地方。北风从这里吹过，雪花从这里飘过，中国歌剧从这里流向了无边无际的未来，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在这里缔造了一个伟大而苍凉的精神故国。

人类的历史上，能够做出一件人所未做之事的开拓者，是最值得尊敬的。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王昆却做了两件：这第一，是她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民族歌剧，奠定了中国民族声乐的基调与品格；这第二，是她在流行音乐尚受歧视的年代，从未以祖母的高雅凌人，而是把那么多无名晚辈捧成了东方的星光，缔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我一直固执地在想，王昆奶奶的一生有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那么多人敬她爱她，可是她若知道在电脑前面的这个角落里，还有我这么一个不靠音乐吃饭的比她孙子还小的人，在她离开的日子也能这样地想她，还给她写下一些动情的文字，她一定会笑得很满足、很安详的。

2014年11月24日

齐越节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评第十六届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

石彦伟

齐越节完了。完可以理解为完结，也可以理解为完蛋。尽管预感隐隐，但还是无法置信残暴的降临竟如此轻而易举。我想负责任地向一切热爱朗诵但可能无缘观看决赛的人们宣告：《承继·出发》能够获得本届“齐越奖”，标志着齐越节经历了十六届的追索与奋斗之后已然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它终于迎来了：不再尊重艺术规律、不再在意民众立场、不再珍惜自身荣誉、不再爱惜先贤声誉的史上最耻辱、最黑暗、最危险的时代。

我为什么对《承继·出发》获得齐越奖不高兴

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两年前的第十四届，仍是这个光怪陆离的舞台，仍是这扑朔迷离的光晕，《中国的声音》穿越了无数观众的异议和愤怒，在霸权主义腋窝的庇护之下，捧得齐越大奖。这个作品坚定、豪迈、有一定的教化意义，较好地展现了青年传媒人的时代风采，但它蔑视人性的真诚，代之以舆论宣传的传声筒；它抛弃艺术的美感，代之以整齐划一的宣誓与喊叫，故而，我在那一年批评了这个作品。尽管评论迅速得到大规模转发，各地声援无数，但体制外的声音毕竟羸弱，我只是期待着以一种真诚的对话态度，敦促朗诵活动的组织者把朗诵还给艺术，更多地尊重艺术规律，而不是一切向政治看齐。万未料到，《中国的声音》获奖带给朗诵热爱者的阵痛尚未平复，仅仅两年时间，又一个如法炮制的作品横空出世，再度捧走齐越奖。《承继·出发》在题材上，把播音员换成了记者；在团队上，把六人换成了五人，除此之外，一切几乎雷同。比如，叙述结构都是先后摆出三个人物个案，随后提炼职业精神，最后抒壮志表决心；表达语式都是前半段深情讲述，后半段铿锵呼号，语言状态一尘不变；价值立意都是传媒事业的接班人应继承传统、勇于担当。但不同的是，如果说《中国的声音》中的刘杨和三位女生尚可称功底扎实、风貌佼佼，那么《承继·出发》中的每一位却是专业极为平常、毫无出彩之语、单拿出来很难与外校高手比肩。对此，我有三点质疑：第一，齐越节作为自称是专业级的全国性朗诵大赛，是首选艺术标准，还是首选价值标准？如果组织者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们评的就不是艺术，而是主题立意，我无话可说；第二，五个功力平平的选手知道选择独诵势必淘汰，从而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精心策划模仿了两年前的一个本已饱受争议的模板，这样的作品能够再获齐越奖，我想知道组织方究竟要借齐越节引领一种怎样的创作立场，要把学院派朗诵带入一个怎样的发展轨道？第三，齐越奖的评选明确要求，语言要有个性创造，而《承继·出发》在文本创作和艺术表达上不但毫无美学上的创新探索，反而完整地沿袭了《中国的声音》的“宣誓体”，明显不符合齐越奖宣称的艺术要求，为何仍然可以翻阅规则，照得不误？

无心责难年轻的选手们，他们仅仅是出于晋级的善愿，选择了急功近利、圆滑讨巧的创作方案，但组委会没有及时纠正不良的创作倾向，反而助力加油，开路放行，这在其他艺术类别的全国性赛事中是极为罕见的。目前的齐越节毕竟只是播音系的自娱自乐，如果科技领域的“挑战杯”，舞蹈领域的“桃李杯”，声乐领域的“金钟奖”出现此类结局，那就不会是我一个人的异议，而怕要成为全社会的争论焦点。更因如此，如果朗诵活动的组织者仍然抱着如此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守规矩的心态来玩弄比赛，我们的朗诵艺术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登堂入室，获得与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平等的地位。

退一步讲，如《承继·出发》这样的作品，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有它的闪光点，晋级决赛成为齐越节多元生态下的一种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组委会把它评成了一等奖，并加授齐越奖，却是无论如何不可宽恕的行径。“齐越奖”与其他等次的奖项不同，是直接与一代先驱、全国人民热爱的齐越先生的名誉挂钩的，授奖理应谨而又慎，切勿因掺水掺假而玷污先辈英名。纵览历届齐越节，《天上的草原》《我的心》《嘎达梅林》《誓者》《父母之河》都是“齐越奖”名正言顺、众望所归的典范，而第七届《阿布的天空》，第八届《商鞅》《战士之歌》，第九届《青衣》，第十二届《就是那只蟋蟀》，第十三届《秋瑾》《相信未来》，第十四届《钢铁》，第十五届《我的爸爸》也都本应成为大奖的有力争夺者，或视为遗珠之憾。相反的情况是，齐越奖历史上却出现过几次污点：比如，第十届因内蒙古大学《嘎达梅林》技压群雄，夺冠无疑，广院似乎觉得冠军旁落他校颜面扫地，遂首次下了一个双黄蛋，把一部十分平庸的《审判》硬给扶成了并列的齐越奖；而第八届让所有广院学生心惊胆战、卓尔不群的《商鞅》，却不给人家下一次双黄蛋。严格要求毕竟是好的，可为何到了近两年，齐越奖变得如此不严肃，噼里啪啦地就送给了《中国的声音》和《承继·出发》这样背离艺术、空喊口号的作品？如果本届齐越奖空缺，相信我和众多观众的愤慨也不至于如此难以消解。他们不明白：空缺，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赏。他们太喜欢大团圆了，却丝毫没有把民众的心情放在眼里，没有把齐越先生的凝视放在眼里。

当齐越节与抄袭赤裸相抱

应该与《承继·出发》共同被送上道德审判台的，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个极为沉重的关键词：抄袭。是的，今年的主旋律并不是什么焦裕禄，而是一丝不挂的两个字：抄袭。我不知道，播音系的子弟们是否清楚抄袭是文艺创作中是多么无耻的行为，是他们除了播新闻以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于文学，抄情节抄语言算抄袭；对于电影，抄桥段抄台词算抄袭；那我想知道对于朗诵，同一篇作品的感情基调、语言气质都一样，每一句的节奏、重音、停连、语气都一样，甚至每个字的细节处理都一样，就连那站班组合的方式、动作表情的设计都一样……算不算抄袭？如果这都不算，那么朗诵的抄袭又该如何极致地界定？

广院作品《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就是朗诵层面上最为赤裸的抄袭之作。但凡看过广院55周年校庆晚会的人，都已对王明军、金北平、查谦、芦巍等人的那一版《恋歌》颇为熟悉。客观地说，教师们的表达很精彩，在全国播音系，能找出几位老师上台表演朗诵的，恐怕也只有广院有此底气。可是作为学生，不遗余力地把每一位老师的话都扒下来，难道是觉得踩在老师的肩膀上就成了巨人高枕无忧，还是把观众都当成没有上过网的外行、傻子？要命的是，抄袭王明军的选手，只抄到了语言的骨架，却没有抄到人家的心；抄袭金北平的选手，拼命想把语言的骨架抄下来，可惜他不知道大师的语言即便只是骨架也是抄不来的。再看广院的《战士之歌》，又是一个抄袭的典范。那选手难道以为场下的观众岁数小，都没有看过第八届决赛吗？然而大凡看过的人，谁又会不知道《战士之歌》是阿牧古郎的经典呢？可怜的阿牧啊，齐越节成就了他的荣誉，也叠加着他的耻辱：一部《天上的草原》被无数艺考生糟践成各种奶奶样也就不说了，好不容易有个生僻点的《战士之歌》，不想却被浙传去年篡改得破马张飞，今年又被亲师弟一字不差地拷贝。可惜这个拷贝的磁盘有点不给力，他不知原版是多么地热爱俄罗斯文明，多么地热爱和平立场，多么地具有战士气质，他很傻很天真地以为把语气抠下来、把“60年”改成“70年”（问题是明年才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把《神圣的战争》音乐一放，就摇身一变成了Q版阿牧古郎，就能像人家一样即使一号出场也能得一等奖？真不知此刻坐在观众席中的真阿牧是不是“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另一部更为猖獗的作品，这就是来自中华女子学院的《为祖国而歌》。无法可想，刘杨用该作拿一等奖才两年，李洋的盗版就出现了。可惜他只是“李”洋，而不是“刘”杨。外部技巧完全高仿就不说了，手势若是都一样，这得下多少功夫？特别是那句“踩在一个节拍上”，小胳膊一挥很潇洒吗？不，那很傻，因为那是人家嚼剩下的。这个选手还有一个特点是爱起范儿，爱要掌声，可是他不知道他要来的这个掌声，往往是夹杂着笑声的。诚然，客观地说，这个作品的优点也的确细腻而动情，但它建构的基础是毫无艺术个性和道德操守的抄袭，这个“1”倒下了，后面的一切“0”都不应成立。

遗憾的是，如此道德姿态和艺术取向的作品，压过了很多有创意、有造诣的佳作，不但进入了复赛，而且进入了半决赛，最后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前十名的总决赛！前两部获得二等奖，而《为祖国而歌》居然获得一等奖。这是不是在暗示齐越节的后继者们，要想进决赛，要想得奖，就大胆地抄吧，这个舞台不会反对抄袭，这里是抄袭者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天堂！呜呼，当一所高校开始以抄袭作为立校之本，甚至以力保抄袭之作对抗日益强大的对手；当失去耻感的选手、评委和观众开始对抄袭无动于衷、反以为荣，信心满满地把抄袭的成果炫耀在聚光灯下；当评委因观摩和评审经验的匮乏丧失了识别抄袭的能力，或者明知抄袭却仍把决赛入场券当救济粮一样撒放……我真的无法判断，这是齐越节的进步，还是倒退？是荣耀，还是羞耻？是应该大加赞赏，或视若无睹，还是如我一样发出一声稚嫩的批判？

不仅限于上述三部，除了直接可以判定的抄袭之余，尚有多部作品大有模仿之嫌：《东归英雄》前半部分对第二届“夏青杯”一等奖作品《东归英雄传》进行了编造和篡改，后半部分则基本模仿原作；重庆大学的《情系芷江》在故事情节上套用了一届连一届“郎去打仗妹等着”的烂俗模式，只不过给妹子穿上了鲜艳的侗族服装，以为摇身一变就是个新故事？可是那插叙的办法、历史情境的表演化再现，都与第十一届《永远的格桑梅朵》如出一辙。上海师大的《北归》在形式上也多届惯见，特别是两侧的男声以叠化方式议论，中间的女声突然喷薄而出，仿佛就是当年《秋瑾》的历史翻版，而品质却相去甚远。

模仿或抄袭在本届齐越节的井喷现象，所透露的负面信号至少有三点：一是参赛高校和选手实用主义至上的思潮正在泛滥，孜孜以求的理想主义精神已完全淹没；二是播音系学生的文化修养处于极度贫血状态，原创能力委顿，创新精神消弭；三是播音学科的道德教育远远迟滞于技能教育，渐渐背弃了播音祖师爷齐越先生“先做好一个人”的遗训。如果说自发地选择模仿和抄袭是参赛选手的错误，那么进入了竞技环节（特别是决赛环节）之后，仍然没有及时地对这种倾向以淘汰、打低分、私下沟通等方式进行干预和制止，却是组织者的渎职。若干年后，当朗诵艺术获得了真正的评价体系、人们重新回顾今天上演的种种曲折时，会清醒地看到谁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谁是蛊惑历史倒退的罪人。

文学储备的不及格与主旋律的差强人意

另一个需要解剖的症候是，我们所一直倡导的回归文学作品、勇于诵读经典的理念，在十五届刚刚出现了复苏气象之后，今年却断然熄灭了。复赛乃至决赛舞台上可见的文学经典少之又少，若说亮点，可称是继第十届《梦游天姥吟留别》之后的第七年，终于在决赛见到了一部古典散文《出师表》。这位广院选手的语言面貌之出众，使我想起播音发声教材所附的正音CD，他若去播读这些音词定会权威而出彩，然而背了一遍《出师表》下来，我所听到的，却是其文学理解能力的严重不及格与表达惯常化、机械化的病变。他的诵读，使我实在无法与刚刚在成都参观过的武侯祠联系起来，也无法联想到“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凝重苍凉，更无法幻视出“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智者形神。至于结尾的“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光阅文字那就足使千百年的国人为之洒泪，可听了这一版字正腔圆的诵读，留下的则是心灵的枯燥与情感的河床。就连那字的读法，也没有做到古典诗文诵读最为常识的语流之美、音律之美、停连之美。不能说随后焦晃先生的示范如何高深，但比对之下，确也更添年轻选手尚未入门之印象。进入决赛已属意外偏得，再得一等奖，那也只能算是齐越节古典之门踩低门槛的败笔。此外，《海燕》的持续炸音，《河床》的苍白抒情，《别了，哥哥》的程式重复（我的意思是，从复赛到彩排，从半决赛到总决赛，我已看了这个作品四次，竟每次都一模一样，甚至挥臂、踮脚的动作都一样，这使我无法相信选手真的动了情、用了心。在我看来，一个从心出发的朗诵，应该在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达，至少是微妙的变化，而非把语气、动作提前设计成活字印刷般的模子，每一次都去用声音像字块一样按部就班地填进去），都暴露了朗诵者文学储备、人生理解的浅隘及表现能力的单调。截然相反的感受是，为什么总决赛中，仅通过大屏幕听了几句姚锡娟的《最后一课》，我就顷刻间泣不成声了呢？当然那是姚锡娟，这般对比对大学生是不公平的。可问题是，依齐越节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还有将来成为姚锡娟的可能性吗？

另有一些作品文本，同样存在立场颠覆、逻辑失序、与生活脱钩、人物立不住的缺陷。如广东财大的《犹太人，上海人》无视人类正义，为正在上演种族屠杀的以色列复国主义者高唱赞歌，与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主张背道而驰；广院的《湘江母亲》忽视地域特色和老母亲心境，以致喊出“我们都是你的崽”这般引发全场笑料的台词；暨南大学的《缅怀巴金》对老作家经典作品毫无章法地简单摘录和肤浅解读；山东师大《没有冷却的泪滴》空泛播报为主，远离人物灵魂；浙传《特殊的婚礼》人物过多而每一个角色都未能饱满地展开，从而丧失感染力和社会深度等等。

不得不说到主旋律“焦裕禄”。为了迎合主办方发出的号召，今年复赛的焦裕禄就已经泛滥，达十余部，进入决赛环节的“触焦”题材竟达五部之多。在半决赛现场，我身旁的朗诵家、诗人姬国胜先生连连概叹：“太多了，太多了，有一两部就行了呀。”而总决赛现场，我好不容易把一位远道而来的、从事艺术研究的作家朋友带进了场，可他听到第六个节目就实在无法容忍作品的概念化和政治标签，他只好为了文艺最后的尊严选择了提前离场，不惜为此放弃聆听方明、焦晃的朗诵。播音系的学生们应该知道，学习这个专业就要成为党的喉舌，这没有错，但播音话筒与主持台是喉舌，朗诵却不应该也跟着变成喉舌，朗诵就是朗诵，要的是艺术品位，要的是美；朗诵当然也可以成为时代先声，可以为传播意识形态服务，比如孙道临走上街头用朗诵宣传革命，比如殷之光用《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雷锋之歌》鼓舞人心，比如瞿弦和用《小草在歌唱》抚慰劫后重生的全国人民……但这样的时代先声，前提是真诚的，是有话要说、有话可说，而不是为了一次比赛的硬性主题，对一个毫无体验、毫无感受的年代或人物空发悲情。焦裕禄，正是这样一个坠入尴尬的题材。但即使如此为难选手，应该客观地说，晋级决赛的几部作品表现得远比预期要好，它们共同的优点是弃绝了宏大抒情，而是聚焦于一点一滴的温情细节，充满了人文色泽：广院的《一棵树，一个人》以难得的在场经验介入一个遥远的历史，亲自跑了一趟兰考，聚焦于泡桐树的前世今生，选手功力纯熟，表达自然，修养端庄；广院的《高与低》选择的角度较为尖锐，探讨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深度，表达也注意了控制和章法；浙传的《人民公仆》隐见当年《他在丛中笑》之风采，右二女声天资不凡，四位选手协调贯通，结尾的“浙传式”排比气场强大；广西大学的《78个补丁》细节动人，所言“一个补丁就是一双眼睛，就是一双耳朵，就是一颗心”诗意淳朴，是我唯一能够听进去、听得懂，并约略有所感动的“触焦”之作；而我最为欣赏的，也是我所评定的本届齐越节最高水准的作品，应属来自陕西师大的《我是你的藤椅》。这位选手是所有男声中最为出众者，他的表达贯穿了节制、深沉之美，控制力、爆发力完好，节奏幻化多端，松弛自如，内心储备充裕富足，有罕见的真情实感。身旁所站一位老师，闻此作扶墙摘掉眼镜哭了半天。这个作品只获得二等奖，是我始料未及的。不过，如若苛求于斯，我亦觉得作品文本的创作上不够理想，特别是由散文体专为诗歌体之后，刻意的押韵流失了许多动人之致。我最为遗憾的是，没有在决赛中听到河南大学的焦裕禄。据说该作在复赛中表现不错，也是百年老校的首推力作，但河南人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不重要，于是我们听到的焦裕禄也就仅限于首都版、陕西版、广西版、浙江版了。如若我是组委会，可以滥用一点私权的话，我会把河南大学的焦裕禄请到台前，聊表谦虚致敬也好。

还有三个作品是我所欣赏的。河南大学的《旅行》是近几届齐越节原创作品中夺目的华彩：一对小情侣要去旅行，男孩看到一则消息说90多岁的姐姐照顾80多岁的聋哑弟弟70年，劝服女孩一起去那里看望他们。在翻山越岭走进贫困、直面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在老奶奶苍凉无助而充满感激的眼神中，两个在城市长大的90后受到了震动和教育，回来以后利用微信转发朋友圈，向那些遥远于他们的弱者发动了救助声援，“无数个赞被点亮”，无数帮助接踵而来，他们爱上了这样的旅行，而两个青年的爱情也由此升华。无法掩饰对这个题材的赞美，养尊处优、自私自利、功利至上、无视苦难的新一代们，能够克服成长的局限深入底层、走向弱者，这是一次人种意义上的巨大进步。而两位朗诵者的诉说又是那样地真挚、诚恳，充满时尚的朝气，又满怀使命的沉重（据说这故事是他们亲身所历）。尽管从艺术功力上，他们的表现还不足以称绝，但即便如此，这也是我在决赛唯一喊了一声好的作品。我不知道这样贴近生活前沿、贴近青年心态、完美体现了原创精神的力作，为何不能进入最后的环节，甚至连一个“大学生最喜爱作品奖”或“最佳选材奖”都未能获得。我只好辗转打听到了选手的微信，向素昧谋面的他们留下一句话：“这结局不是你们的遗憾，而是齐越节的遗憾。”

整届比赛中，作品水准和表达水准在我看来最为优秀的作品，是来自山西大学传媒学院的《十九床》。故事讲述一个护士护理艾滋病母亲产下婴儿的前后经历与心路蜕变。讲述者是一位从容大气、造诣深沉、语言风貌突出的女声，表达疏落有致，时而惊心动魄，时而内敛悲意，是最好地运用了语言技巧而又不着痕迹，把故事讲得最明白、最感人的一位。若我是评委，我会给这个作品当之无愧的一等奖（也就是至少前三名）。身旁的朗诵家姬国胜同样持此看法。可惜，我们不是评委，没有评委水平高。这个作品最后的归宿是三等奖，没有进入最后一轮。当然，我的判断标准与比赛结果经常差异较大，这早就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此外，湖南大学的《沂蒙花开》也是一个呈现得比较完整和精彩，讲究章法、节奏，却被忽略的一个作品。

症候背后的追问与联想

诸多症结，不能粗暴地归咎于组委会，准确地说，应是评委失职责任更重。但评委又确实辛苦，确实认真，那么就只能说是评委的鉴赏能力和构成方式存在局限。众所周知，任何赛事的评委都必须是此门类的专家、名家，声乐比赛的评委主体应是歌唱家，辅之以词曲作家、音乐理论家，书画比赛的评委主体应是画家、书法家，那么朗诵比赛的评委主体是否应是朗诵家？而朗诵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理解程度及人文精神为关键，是否也应邀请三两位作家、诗人？这似乎理所应当，但在齐越节的比赛中远非这样：复赛的七位评委全是播音指导和播音教授，并无一位朗诵一线的表演艺术家，更无作家；半决赛中，除李野墨、李立宏算是演播艺术家、朗诵家外，九五成以上也都是播音指导和教授；而总决赛中，除朗诵家瞿弦和、作家高洪波、演员刘之冰外，也几乎都是播音员、主持人出身的评委。他们可能名声在外，但在朗诵方面未必得法，如李瑞英、周涛常在央视新诗朗诵会上露怯的白开水朗诵就是例证。她们尚敢上台，更多坐在评委席上的播音指导，却仅限于播音主持的幕后指导，未必敢于登台亮剑。那么，让众多没有朗诵实践经验的评委来评价朗诵，可想而知能评出些什么结果。他们偏爱《承继·出发》的职业赞歌，错把《出师表》当经典，对《为祖国而歌》的抄袭行径缺乏直觉，正皆是由于他们朗诵认识和实践的匮乏、他们自身文化积累的先天不足、他们基于自身就是政治傀儡身份的对政治口号的亲近，以及与之相反的文学、美感的漠视。如果齐越节的“最终解释权”认为，我们评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朗诵，而不是公共概念上的朗诵，因而有权凸现播音主持在赛事风格、评委阵容、授奖政策上的倾斜，那么好，请将比赛名称改为“全国播音主持大学生朗诵大会”或“全国大学生播音技能大赛”，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朗诵赛事，应该包含着表演系、中文系、音乐系、对外汉语系以及各种专业的朗诵爱好者。为什么中戏、上戏、北电这类表演强校，北大、复旦、南大、人大这类文科名校不屑于跟齐越节玩耍？主办方需要思考，需要有清醒的定位。

追问二：形同虚设的监审机制。大赛请了教育部语言应用司的行政干部前来监审，又请了公证员来念稿，但他们只能监督赛程是否透明，却无法监督评委打分的内情。比如复赛中，公认全场最受好评的浙传作品《可爱的中国》，居然连前24名都没有晋级，意外惨遭淘汰，监审机制就毫无对此现象的半句问询和解释。问题其实很简单：哪怕一位评委打了一个离奇的低分，整体排名就会拉下很多。我们不能说哪位评委打了低分就一定是心怀鬼胎，我们允许评委有自己独立的审美判断，但作为受伤的观众和选手，有权利要求评分的进一步公开和透明。这就是为什么青歌赛和夏青杯这类更为专业的赛事，每一位评委的分数都要公示在大屏幕上，接受全国观众的检阅。如此，任何阴暗的私心方能真正得以抑制。每一个参加齐越节的选手，都是满怀朝圣之心、挚爱之情来的，都是对评委尊敬和理解的，但一届届公布结果的瞬间，民众的失望和质疑总是铺天盖地。民众不是傻子，评委也不是圣贤，难道所谓专业就是一定要与民众拉大差距、制造接连不断的冷场吗？再问之，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对齐越节干预两年来，除了把比赛提高到了一个“正司级”的行政级别，以及饥渴状地不惜违背艺术规律地高唱了主旋律之外，到底还做了哪些有益工作，是否对赛制负得起责任？需要主办方直面和澄清。

一些观念更是迫待纠偏。历来认为，广院的播音系是播音主持领域的航母，天下无敌，天下无双。曾经的确如此。但仅从本届齐越节来看，广院曾有的绝对优势已荡然无存，最好的作品出自浙传的《可爱的中国》（可惜被及时阉割），最好的选手出自浙传《人民万岁》的右二女声、《可爱的中国》的右二男声、山西大学传媒学院《十九床》的女声、陕师大《我是你的藤椅》的男声、河南大学《旅行》的女声、河海大学《致敬，向着那片浩然》的女声（复赛即被淘汰）等；中传最好的选手，如《别了，哥哥》的男声、《一棵树，一个人》的女声等，都算是整场比赛的最好之列，但并非唯一。很多高校老师复赛期间就在议论，为什么广院看不到好选手，而最出众的选手多出自外校，甚至毫无名气的学校？当年这些好学苗又是怎么绕过了“航母”，而流落到了各种“小舢板”上？这话题就扯得远了，牵涉到了招生制度等内幕问题，已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在广院，有一种声音需要提及，认为外校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广院多年坚持搭建齐越节的平台，共享了先进经验，并且广院的研究生毕业分散到各校，也带去了文明的火种。这种自恋加殖民的眼光我不想多作评价，广院播音系博硕士的实战能力如何也有目共睹，引之由公众评断罢了。

本届齐越节在组织环节上，有一点使人欣慰的进步，这就是在报目文字中，第一次标注了作者，体现了对作品创作者的基本尊重。而从组织规模上，160多所高校的参与，600余部参选作品的工作量，着实是对主办方提出了苛刻的考验。在数场赛期，在数次幕后的彩排中，比赛的组织者和广大师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亲见导演连日疲惫的奔走，亲见决赛的摄像同学身穿小背心，站在桌子上三小时一动不动地守着机器。这些感人的场面使我多次狠拧自己的胸口，不忍再说刻薄的话了。因为如果没有了齐越节，的确我的怨怒是没有了，可是我们对朗诵的热爱、我们分享的愿望、我们追寻的理想又该如何实现？可是亚里士多德又早早地告诉我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的，我爱齐越节，但唯因这爱，使我难以容忍她的变节和堕落，我必须在她最危险的时候，像个不懂事的傻孩子一样站出来掀开这层皇帝的新装。讲真话的人业已濒危，比癌症还可怕的病灶无人疗救，曾经海誓山盟、一口一个为艺术献身的愤青战友，如今都成了与主办方藕断丝连、利益均沾的盟友，那么好吧，你们低眉折腰抹不开面子，不开心的话还是由我一人来说吧。唯我对爱的理解，绝非袒护回避，亦非人情往来，而是唯真理，唯公正，唯艺术之尊严、民众之愿景，如是而已。

201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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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耕文明唱起挽歌

——评东乡族作家钟翔的散文创作

石彦伟

　　评价钟翔的散文创作，至少可以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时间的维度，也就是把钟翔置放在中国东乡族书面文学的代际概念中。历史地看去，东乡族的口头文学应说是茂盛的，但书面文学创作则始于汪玉良。这位享有“西北四大民族诗人”之誉的老作家，以叙事长诗《米拉尕黑》等著开启了东乡族作家创作的第一个时代，且谓之“诗歌时代”；其后，以马自祥为代表的第二代东乡族作家，以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创作延展了东乡族文学的美学空间，大约可称为“小说时代”；那么在我看来，东乡族文学的第三个时代，即“散文时代”则是由钟翔、冯岩、马自东等一批中年作家所开创的，其中影响最巨者，正是钟翔。同浩如烟海的散文写作者、甚至当今显得更为重要的作家一样，钟翔的名字或许很难载入当代文学史，也或许几十年以后很难被后人提及（请原谅我写出如此真实而残酷的文学境遇），但如果我们认为东乡族是中华多民族文明地带一个重要的、绝不可以忽略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要来固执地谈谈钟翔的写作。不管你承认与否，对于这个民族，他就是重要的；即便若干年后的文坛遗忘了太多太多的别人，但在这个人口不多的民族里，一定会有人找出他曾留下的文学。在我看来，这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与生俱来的一份福报。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的维度，也就是把钟翔与临夏文学作一个捆绑式的考量。用这个维度来谈钟翔的创作，似乎有些小了，至少看他的创作，应是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视角，而非一个小小临夏的视角，但临夏是钟翔半生的歌苦生息之地，像刺青一样焊烙在他的胸膛上，是他逃也逃不掉的一份精神重债。临夏这地方，伊斯兰文化根系发达，人文营养丰厚，无疑可以说钟翔是受了这块土地的滋养的，但其实在文学创作上，这块土地可以提供给钟翔以及众多入门无路的写作者的榜样，却极少。姑且我们也可以举出高志俊、李栋林、陕海青、马琴妙这样一些回族作家，也可以说汪玉良、马自祥这样的东乡族知名作家，都是从临夏大山里走出去的；但，必须看到，毕其半生一直像楔子一样深深地钉在临夏这块土壤里，从来都是写这里、未曾远离这里，并且是靠着勤劳耕种的文字，冲出了西部，产生了一点全国影响的作家，大概却只有钟翔。迄今为止，钟翔仍是临夏文坛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唯一获得过“骏马奖”的作家。对于一个穆斯林民族聚居的地区，这样的现状并不能使人欣慰，反是要使人有些尴尬的。在我没有来由的印象之中，临夏这地方似乎并不是十分地重视文化，并不是理所应当地尊重作家的价值。我们可以些微地感到钟翔之于临夏，是一对略有些可笑的比照：他很难在家乡办一次作品研讨会，获了全国奖以后却很难拿一次省级奖，很难成为全省文代会二百多位代表中的一位。因此，在我这里点评着钟翔文字的同时，另有一番期待则是寄予他所背负的地域：显而易见，无关创作水准的高与下，钟翔事实上是为临夏争了许多光的，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体，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临夏担当了领军人的角色的。我是希望着，临夏的文学，早应建构起一个更为优良的生态和更为健康的舆论氛围。临夏的多民族作家，他们固然是可以躲在大山深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问世事的野夫的，但他们规避不了的事实是，今天的世界已经在透过大山的雾霭，紧紧注视着他们，期望着他们了。

　　在谈完上述我所认定的评价钟翔最为要紧的两个维度之后，当然还要在美学维度上给钟翔作一个定位，我想比较恰切的一种文学化的描述可以说是“为农耕文明唱起挽歌的人”。在工业文明、新媒体文明已经占据视听的主导，城镇化态势已经畸形到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今天，即便如我这般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也会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农耕文明已经离人类渐行渐远了。农人对此一定都有切肤的体受，但他们身居底层，无力也无处表达哪怕些微的痛感，而在这个时候，出身农人的作家的声音就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钟翔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懂农民，懂农事，懂脚下的土地，懂身边的河流，于是他就这样吭哧吭哧地写下来了，写的几乎全是农村的那些事。读起他的散文集《乡村里的路》，既会时常被他笔下细腻入微、全景尽收的乡村世界所感动，可读多了，也会觉得有一些疲乏，有一些烦躁，恨不得捏着作者耳朵吼两声：“钟翔，你到底要干吗？没完没了地写你的破农村，你不累吗？你就不能写点别的吗？”可是冷静下来，又仿佛觉得自己有些矮小了，是啊，执著于一个毕生挚爱的描写对象，不遗余力地去写她、爱她，对于作家而言，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难道钟翔会笨到不知道外面的人都在写什么，不知道写点风雅闲情更通俗，写点人间极乐、离奇典故更抓人的眼球？他分明什么都知道的，可他就是愿意像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一样，扛着锄头不厌其烦地刨他的洋芋，每刨出一个都要傻笑几声，捧在手里当成宝贝收起来；他就是愿意永远谦卑、顺从地敬重着恩养于他的山河大地，留给文坛一个孤独、迂腐、毫不在乎的背影。但请不要忘记，古往今来，每一个理想主义者留给他所遭逢时代的背影，大概都是孤独和迂腐的。如此想来，是不是也可以把钟翔理解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呢？他的理想主义就体现在：当如《上海文学》之类的很多刊物都已私下达成不再发表乡土文学的年代，钟翔偏偏就要写他的乡村，偏偏就要与主流认可的时尚保持着抗拒般的界限。

　　深入地读起钟翔散文里的乡村，又会觉得这种抗拒有他的道理。他把乡村写得太细了，从犁铧、粪火、烧柴、晒土、填炕这些渐被遗忘的农具和农事，到麦草、土豆、苞谷、包包菜、苜蓿这些“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物，再到蜜蜂、羊、鸡、麻雀、燕子、乌鸦这些与农人亲如一家的动物，再到积石山、大夏河、水磨坊这些在中国地理图册里并不显赫，却哺育了世代临夏人民的山川名姓……可以想象，一个作家要对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溺爱、多么地不吐不快，才会选择这样的写作取向。或许钟翔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他用散文留下的这些地理镜像，已经不知不觉地建构起了一个属于“钟翔式”的言说领域，拼贴了一部完全具备了人类学意义的田野版图。如果不是钟翔记录下了这些正在消弭的乡村记忆，若干年后，我们又该到何处去寻找和见证：当年当地的临夏农村，人们是怎样生活，大地是怎样存在？当我们明知这种失语的疼痛终将被后人感知，并一定会质询曾经的写作者为何失责之时，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钟翔今天的写作以及它所背负的时代意义？

　　尽管钟翔的乡土散文对自然生态、乡俗传统留意更多，对人文伦理的深入追寻则显得有些稀薄，但不能否认，钟翔笔下的农人，仍然是有灵魂，有表情，有体温的。他最大的美学贡献，就在于他所表现的乡土世界，是一个美的世界，感恩的世界，享受的世界，绝少有对苦难的抱怨，对饥饿的恐惧，对命运的悲观。难道临夏那地方的农村生活更优越吗？恐怕恰恰相反，从钟翔的一些散文中也可以感知到农人生存时境的艰辛，倒一倒这些苦水，赚一赚读者的眼泪岂不是更讨巧的写法吗？但钟翔没有这样写，他笔下的人们都是从“悲感”中超脱出来，进入到了“乐感”、“知感”的精神圣域中去的。如《雪花那个飘》这一篇，写到了孩子们吃雪的比赛：“娃们背着手，齐刷刷仰起脸，张开口，对着高远的空中，想把飞扬的一片片雪花，准确地吞进嘴里去”，“不是踩了前者的脚跟，就是碰了后者的胸脯，推推搡搡，摇来晃去”。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对雪的细节是熟悉的，但读起这雪中作乐的一段，仍抑制不住地感动起来。又如《苜蓿》一文，写饲养员清晨起来割苜蓿的情景，竟无丝毫劳苦之意，反写道：“茎叶上闪动的露水，一经轻轻触动，就纷纷掉落下来，滴在了镰柄上、衣袖上、裤脚上、鞋子上、手套上，凉凉的”，“草叶上的露珠，跳跳闪闪，显得更加明亮，晶莹透亮，像千万只睁着的眼睛，在不停地眨动。割倒的苜蓿，地上一堆一堆的，起初还冒出一缕缕热气，过了不久，就慢慢蒸发干了，柔柔的”，如此浓墨重彩地展开对劳作之美、田园之美的描述，说明作家心底对劳动是无限热爱的，是大地是无限感念的，对即便艰苦的生活际遇也是充盈着无限善意的。

　　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的确，钟翔其人就是这样一个谦诚、朴厚的人，他写出这样有温度的、洁净的文字来，是并不意外的。但如果因为钟翔笔下的民族生活不够多，不够丰富，就刻意地忽略他的穆斯林文化身份对其写作所产生的教化与涤滤，那也是着实不够公正的。作者曾在《乡村里的路·后记》中恳切地写道：“我的仁爱、脆弱、悲悯、同情等性格的形成，无不受到良好家风的熏染，受到伟大伊斯兰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已不知不觉渗进了我的血脉，融入到我稚嫩的文字当中”。因此不妨这样说，上述一切对于钟翔作品的美学分析，皆可以回到本文入手的起点：即钟翔关乎东乡民族，甚或穆斯林作家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的言说，不仅直接地表现在《温馨的村庄》这类直观描写穆斯林生活的少量篇什，也更多间接地散落在其他题材之中，成为了钟翔散文整体审美气质的一个坚定有力的精神内驱。

　　时下散文写作大概是最不吃香、最不讨好的一种文体，十数篇、数十篇散文发出来，很可能不及一篇头题小说更能引起评论家的关切，普遍的自卑与困顿，弥漫在散文写作者的身心深处。一些曾经坚持写散文的作家，开始向小说转轨了，希望开出一些新的路子。据我了解，钟翔似乎也有这样的念头，也开始尝试着写起小说来了。而我是并不赞同他这样去做的。他的散文已经写到了这个程度，获得了一些很好的社会反响，正是爬坡的时候。他并非像很多作者那样处于不知何去何从的迷惘阶段，而是可以很清晰地找到自己诸如题材同质化、写法陈旧化的某些局限，他也有充分开阔的视野，可以去攻克这些难关，把散文写得再到一个层次上去。再有，他虽为东乡族，却自幼生长在回族为主的康乐县，因此对东乡民族的文化传承还不是十分自觉，体认还有待增深，而他自己也是有着强烈的愿望，要为其身后站立的民族多写一些东西的，那么，就把这些增益的财富写进散文这样一种真诚、清澈的文体里去，为一个失语的民族留下更多的时代之声，这不是很好、很必要吗？我是这样寄望于他的。

2014年9月27日

呼格吉勒图

石彦伟

呼格吉勒图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是无罪的宣判书投进冷焰中飞出的黑鸟

呼格吉勒图是坟边的矮母亲用汉语（而不是蒙语）

发出的哭声

（连失子的母驼也不会理解的哭声

万顷草原最哀

伤的长调，也无法模拟的哭声）

呼格吉勒图是一场六十四天的中国制造

（早就赶上了英国，超越了美国）

呼格吉勒图，是一副休止在十八岁

又长大了十八岁的等弯了脊背的问号

是一颗被掐得碎碎的喉结

是一桩一百零四万也未能抵达的收成

比厕所还香醇的卷烟吆，那是呼格吉勒图

比奸杀还安定的黑夜吆，那是呼格吉勒图

与一颗子弹穿透单薄的衣裳相比，更漫不经心的结盟

（那是我们挚爱的呼格吉勒图吗？）

还有一部留下肉、杀死灵的人类法典

那是你们黑名单上独自抗议的名字：呼格，吉勒图

但呼格吉勒图什么都不是。如今

它只是一方落雪的坟墓——然而你可看见

那坟中埋葬的竟不是碑文上歪歪扭扭的他

而是读着这首诗时毫不愤怒也绝不流泪的你

还有日日夜夜在疼痛后就写诗

在写诗后就疼痛的，我

2014年12月18日

新思路 新实力 新跨越

少数民族文学与影视进入合作时代

“少数民族文学与影视已经进入合作时代！”2014年12月23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场主题为“新思路 新实力新跨越：民族文学影像时代”的研讨会正在热烈进行。这次会议是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协作为指导单位，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作协创联部主办，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承办的。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各民族作家、编剧、学者及影视从业人员云集一堂，分享民族文学影像时代的前沿论点。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国家民委文宣司司长武翠英，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相关领导叶梅、石一宁、牛颂、冯秋子、赵晏彪等出席会议，并就当前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的政策形势、工程实施建议发表了看法。

丹增在讲话中说，这次研讨会是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影视事业的一次具体举措，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一次阶段性回顾和展望。他认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影视，要紧紧围绕剧本、演员、制作、运营及政府支持等各个环节，充分重视影视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中发挥的积极力量，以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白庚胜认为，对于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来说，找到民族文学与影视的嫁接点，找好对话的角度，找对合作的平台，使少数民族文学更多地得到影像转化，也使少数民族影视更多的吸收文学资源，最终实现“写优秀小说，出精品剧本，拍经典影片”的目标，这是当前形势下需要致力的重要环节。武翠英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把电影工程放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和角度来认识、来把握、来落实。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迎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全新时代，应迎难而上，发挥优势，特别是要为20多个尚没有本民族题材电影的民族填补空白。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说，在文学传播样态多元化变革的当下，民族文学的影像转化势在必行。各民族作家、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发出民族的声音、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努力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进一步的创造者，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精品力作，实现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梦想。牛颂和赵晏彪分别介绍了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制片部和剧本部的工作进展，将民族电影发展思路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公益版，主要为尚无电影的民族填补空白；二是升级版，主要为改变少数民族电影进入不了国内电影市场和文艺片质量不高的现状，打造类型化精品；三是国际版，主要为推动民族将最先进技术与中华民族最丰富的内容结合起来，走向国际市场。

来自首都各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范咏戈、路海波、倪学礼、赵卫防、李小龙、王海洲、王昕、曲士飞、高小立、肖惊鸿等，围绕少数民族文学与影视转化的意义、问题和路径，以及少数民族影视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思路，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文学、影视创作一线的作家、编剧、制作人员徐成林、章治强、庆胜、陈蓉、周永才、朱达智、戴玮、汪家生、肖勤、章璇、郑克洪、叶多多、于海军、屈瑞佳、乌吉娜等，就相关项目进行了面对面的对接洽谈，达成了进一步加强协作的意向和共识。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第三届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举办，将秉承以往两届的宗旨，致力于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中青年剧作家，促进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进一步丰富中华多民族文化版图。

会议由《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主持。（记者/石彦伟  摄影/超侠）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召开

    2014年12月26至28日，在辞旧迎新之际，温暖宜人的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各民族评论家、作家和学者。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大家汇聚一堂，共话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之道。据了解，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黄金机遇期，但专门就南方民族文学情况召开一次论坛，以往尚不多见，旨在促进南方地区多民族文学生态良性、均衡发展，特别是为海南多民族文学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更多智力支持。

    这次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海南省文联、作协主办，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共陵水县委宣传部协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等发来贺信，认为本次会议是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落实会议重要精神、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评论事业的一项具体举措。“我们因共同保有对中华多民族文学生态的一份热爱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值得记忆与体味的时刻。这个时刻带给每个人的感受与遐想，都将延展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长河的一脉清流，流向更深、更远的海洋中去。”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主持。陵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文秀致欢迎词。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西作协名誉主席冯艺，海南省作协秘书长梅国云等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作家、评论家张燕玲、李朝全、赵志忠、顾建平、阮波、杨彬、王海、李美皆以及海南省评论家杜光辉、徐仲佳、房福贤、李景新，黎族老中青作家龙敏、亚根、高照清、黄仁轲、李其文、金戈、唐鸿南等，就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状及发展趋向、全球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评论现状及新的学术生长点、少数民族新生代作家创作透视、海南黎族文学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民族文学》陵水创作基地正式成立。由赵晏彪授牌，郑文秀接牌。据赵晏彪透露，目前民族文学创作基地已有15家，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陵水创作基地成立后将经常组织多民族作家在陵水及海南地区深入生活、采访创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党组提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指示精神，把基地办实、办活、办好，为繁荣黎族及中华多民族文学搭建更好的平台，努力实现以文学拉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的美好愿景。（尕夫）

带上回族电影去答辩（外五首）

石彦伟

教秘通知我走进硕士答辩教室的这天

我起得比平常都早

可是我没有时间穿上西装，刮净胡须

没有时间吃一口汉民女子的煎饼果子

也没能够带上谄媚的微笑

我全部的时间都用来打包一个鼓囊囊的皮箱

里边装着一只活生生的小孩

他刚落生时，就把自己的脐带狠狠剪断

爬进那个叫做代沟门的小村看望将死的老牛

他举起婴儿的臂膀把富婆赶进茫茫大旱

他摘下西边的沙枣，又把梨花栽满东边的河床

无人鼓掌的荣誉里，他安静地长到了七岁

当伙伴们吹响远行的口哨时

他却开始感到了属于一个儿童的孤独

他发了狠，从不在琳琅满目的柜台前蹲下

也绝不同有钱的大人拿手

这苦命的少年吆，他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

那干涸的女人吆，不知去了何处流浪

黄河边没有，棕榈树的地中海没有，波斯湾也没有

是我，是我用贫瘠的工资把他从小养大

那么，能否允许，就在今天——

让我为他提前作一次割礼吧

让我为他取一个神圣的经名：回族电影

我要气势汹汹地把他打包在箱子里，拽进审判间

我要大声告诉判官掌权的世界：我有一个多么干净的儿子

哦，儿子，儿子，他听到了我的举意

他的躯干在那窒息的箱子里剧烈摇晃

他盼我再次念起救赎的都瓦

可是吆，可是，在即将到手的夸奖里

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慌张和难过

我怎敢如实告诉你们：那密码已被我丢在了奔跑的路口

2014年12月9日

双掌

——致亚航QZ8501

刚刚从南海边的一个小岛起飞

可是我没有想到那时离你已经很近

听说从海口到北京要飞四个小时

我甚至觉得能活着回来真是一个奇迹

我慌张地捧起双掌，在飞机碰疼云朵的瞬间

我安详地落下双掌，在飞机擦伤大地的一刻

我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这个液晶屏前

穿越出差几日便落得厚厚的灰尘，看到了你

失联后沉入大海的资讯

人们在猜测你分析你图解你比较你

可我只想重新捧起双掌，仔细翻找遗留的印记

可耻吆，可耻！在那些丰满而多彩的掌纹里

我怎么也没有找到一百六十二个名字

也没有找到一丝盐的白色

2014年12月29日

流泪的河马

若干年后，人们是否还会记得这样一次出逃：

在被闽南话封锁的街区中央

一只大河马从货车的通气孔纵身一跳

沉重地摔在水泥地上

（它是像一个诗人一样，出现了某种幻视

以为牢笼外面会长满童年的水草吗？）

它那斗大的鼻孔里喷射着失落

（也有别的河马说：“那是快乐！”）

乳白胶似的眼泪安静流出，冻结在深刻的褶皱里

硕大的眼洞从此干涸，台北的冬天

从此干涸。诗从此干涸

一只在2014年的尾声被摔断牙与骨骼的河马

拒绝以被缚的残躯逢迎新年

它用洁白的泪水把人类的羞耻带入2015

把只属于河水的尊严，固执地留下了

也是一只被起重机再次摔下的河马

它的体积里一定装着中国无法理解的重量

谁能告诉我，在沉入那个废弃的池塘以后

在隔绝空气与日光的深水里

它用那只会哭的眼睛偷偷地看到了什么？

知道了！它就是那只理想主义的河马

它一定读过《北方的河》也读过《心灵史》

它只想用一次殉道的冲动告诉人类：它，是一只

只愿在河里奔跑的马（而非在车上，在闪光中）

它一定认真策划过自己的死亡：坚决

但同时表达出一点软弱。哦，那是多么

真诚的软弱！比死亡本身更加高贵

更加值得悼念的——软弱

2014年12月29日

当2元钱再也不能抵达团结湖

我只想放声大笑：

你丫这是在破坏团结！

2014年12月29日

踩踏

一个是这一年最后的夜晚

一个是这一年最初的白天

一个用欢呼迎接新生的光阴

一个用诵经纪念逝去的先贤

一个是人民共和国最奢华的东边

一个是共和国人民最贫穷的西边

一个是让所有外人夜夜向往的上海滩

一个是让一切土著日日自卑的西吉滩

一个发生了人类踩死人类的事件

一个也发生了人类踩死人类的事件

一些人死后让它们哭了：“愿天堂没有眼泪”

一些人死后让它们笑了：“到天堂长点出息”

2015年1月5日

刘老根，刘老根

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呀啊啊啊

你是一个你是一个闲闲闲闲闲不住的人

你是一个你是一个被害人

2015年1月6日

（注：作为编辑，明知写的很差也学着写点，再鉴赏起诗来多少靠点谱不是）

到了沉淀与反思的时候

——201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阅读笔记

刘大先

　　201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较之前两年算是文学“小年”，这并不是说作品数量少或者质量下滑，而是说并没有特别醒目的表现，很大程度上，题材、风格、思想理念在循着惯性的轨迹稳步向前，这多少有些让人不满足。

　　因为种种机缘，从7年前开始，每年我都会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一个年度综述，虽然以一人之力，几乎不可能读完每年产生的大量作品，但以小说为中心，也尽量将所能接触到的各个民族作家的重要作品做一个述评式的梳理，并且试图提炼出一些个人看来值得讨论的问题。事实上绝大部分作品很显然在时间的淘洗中会泯然无闻，但是总可以为当代文学史存一份现场档案，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学现实生态的一部分。

　　如何想象生活

　　如同前几年已经提出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式叙事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已经构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书写模式，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将某个族群及其聚居地(常常是农耕或游牧共同体)表述为一种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和他们的生活遭受来自外部的无法抗拒的强力掠夺，从而形成创伤性的文化记忆、生命体验和伤痛感受。其典型的表述形式是将某一个文化传统具象化为日暮西山或者垂暮衰朽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弥漫在文本中的是挥之不去的忧郁与颓丧的情绪。这本来是现实遭际在文学中的自然反映，但一旦这种叙事获得成功之后，它仿佛就获得了示范效应，进而启发了此后一系列相似的文本。这固然是各个少数民族当下普遍面临的处境和心理反应，却不是惟一的，因而在当下的大量文本中重复式地出现这一叙事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写作上需要警惕的症候。

　　杨文升(苗族)的中篇《野猪坪轶事》就是这样一个自然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性丧失的挽歌。野猪坪被叙述为封闭式的空间，它自身没有发展的动力，也失去自我更新的信心，在繁荣的外部世界的吸引下，人们纷纷远离而去，这种内外交织的双重冲击让野猪坪世界充满了忧郁凄怆的氛围。留守的妇女与老人信仰空虚，怀念想象中黄金岁月般的过去，为此小说通过刻意营造的仪式性细节来标榜对于传统的守望。这是对于村庄衰落史的哭啼叙事，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或痛哭、或垂泪、或号啕、或歌泣、或呜咽的情节，但是新社长是个瞎子，而“上面”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又因为被狗咬伤而离去，这两处形成了内在的隐喻：古老村庄已经迷失了方向，而又拒绝外来的改变。小说在文人式的多愁善感中把农民的社会关系切断，让他们成为一个个孤独面对残酷命运的单独个体，从而在现实主义的表面下形成了一种神话叙事。这种写法关乎我们时代小说的一个重大命题，即我们如何来想象生活。

　　显然，上述叙事模式中的现实想象是以过去为价值旨归的，或者说在遭逢变革时是以退守型的“不变”为情感皈依的，古老的智慧被赋予了毋证自明的价值。这种价值惟一不能解释的是为何自己会在现代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完全没有回环余地，作家们似乎也仅仅停留在描摹现象，而没有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力因素和各种未来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让“传统”本身空洞化了，成为了一种抽象的信仰。

　　面对层出不穷的此类家族相似的故事，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惑：难道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都丧失了应对现实的能力了？面对现实的冲击时，是否除了“向后看”，还有另外的维度？

　　任何题材本身都不会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一种题材文学化地处理为一个命题。如果想象力过于集中于某一个点，那其实也就是想象力自身的窒息。描写老人、衰败的乡村、沦陷的草原、生态和精神双重失衡的山寨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2014年也有很多这类作品，比如陈川(土家族) 的《相伴》、忽拉尔顿·策·斯琴巴特尔(蒙古族)的《老人·狗·皮袍》等。他们多数讲述已然世界的故事，没有追寻应然世界的欲望。这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失：即作家们更多注目于自在的自然，较少在意主动的自由，这就无法形成一个能动的主体世界。

　　另外一些城市现实题材的短篇作品，如钟二毛(瑶族)的《旧天堂》写的是深圳城中村里的二手书店“旧天堂”，其实也是讲述都市中的文艺空间和功利化时代中逝去的“旧天堂”。小说采用了人、树、新闻报道的不同视角，让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故事得以全方位呈现。陈铁军(锡伯族)的《谁住二单元九号》是当代城市浮世绘，住在三单元九号的主人公总是莫名其妙地被走错门的送礼者登门，他一边不得不收下形形色色的礼品，一边猜想着二单元九号的“贾主任”的权力地位，直到最后贾主任锒铛入狱，也没有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身份、出了什么事情。严英秀(藏族)的《雪候鸟》让人想起麦克尤恩的《赎罪》，她在细腻的感伤主义情调中融入知识分子式的反思与自省，让青春年代的情伤转化为人到中年的原谅，在出走与归来的时空变换之中让心理的成长自然地展现出来。人事恩怨的纠葛伴随城市化的进程，覆水难收却又水银泻地，接受命运的哀歌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恋曲。这些作品同样也存在着那些边远乡土题材作品类似的问题：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力图成为世界的认识者与局部的解释者，却没有人企图自己建立一个文学世界或者通过文字改造日常生活中的世界。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缺乏生活经历，也充满各种异质性的文化经验和丰厚的文化传统，但这一切如果要在文学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世界观做支撑。

　　不惟书写现实，在想象历史时，也同样要直面这个问题，世界观在这里表现为历史观。重写历史也是近年来的文学热潮，少数民族写作在2014年也出现了较多此类作品。比如，马瑞翎(回族)的长篇小说《怒江往事》以亚哈巴的一生交织茶山、批提的故事，反映怒江峡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变迁，展现怒江两岸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历史。羊角岩(土家族)的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则以长阳土家歌王田钟乐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清江两岸人民20 世纪从土地革命、国共合作，到“文革”、新时期以来的生命历程。从人物到情节都类似于余华的《活着》，小说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活着’”。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倒是值得一提。这是一个百无一用、总是亏欠别人又总是在忏悔中自我原谅的人物，他代表了历史中绝大部分随波逐流的人物，他们没有树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因而仿佛是个历史的局外人，被命运的浪涛不由自主地颠来覆去。这里涉及的是自然与道德、合于道德与出于道德之间的关系。那些随世沉浮的人物是自然的，却不是道德的，用康德的话来说，他们的行为合于道德，但却不是出于道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自觉的、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作家如果要从日常中超越，必须赋予自己的人物以自由的意志，让他听从内心的律令，自主地行动。所以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关键的是对于历史的态度，作为一个社会人，人物一定是尊重客观的历史，却又有种创造历史的冲动。

　　阿舍(维吾尔族)的《蛋壳》涉及边疆兵团题材，书写了新疆的上海知青如何面对生活的种种龃龉，以及他们的幸福与愁闷。小说以小女孩家倩懵懵懂懂的视角观察父母一代的情感与欲求，让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获得了相得益彰的形式。这既是故事的美学表达，也是历史的小说维度，而开放式的结局让这个普通故事因为诚实的态度而获得了历史的尊严。龚爱民(土家族)的《我的前世的亲人》以一个死去的将军警卫员的魂灵视角，叙述从1930年代的湘鄂川黔苏区红军长征开始，受伤的留守红军与红军遗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苦难与挣扎、信仰与坚守。历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几代人那里一一经历，而支撑着他们生存下来的是朴实的民间思维：“一个人从一生下地，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缘分和气数……”这种看似宿命的观念其实是民众主体最后的自我树立，因为当一无所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靠自己。人民，最广大范围的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实践者。

    地方怎样呈现

    地方性、区域性文化交织着族群文化，自现代以降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脉之一。书写地方文化的小说这些年来并不少见，但大多数流于民俗展示、风情展演。雨燕(土家族)的《盐大路》则是2014年出现的令人眼前一亮的长篇小说。这部书写民国年间鄂西、川东、湘南三地交界处的挑盐之路的小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李劼人、沈从文式的风物、氛围与人情细描。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外在于笔下的人物，而是饱蘸着情感，这种情感极具质感和代入性，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悲悯情怀弥漫在字里行间。吕大路、花喜鹊、闷兜、青萍、望禾等人物都独具个性，形成了完整的鄂西民间人物画廊，“挑二”和民间结社组织福缘坛、村镇团练等构建了立体的底层社会结构形态。作者以温情的笔触提供了一种地方性书写的鲜活个案，也为当代文学奉献了一种“在路上”式的本土小说。

　　雨燕写的是中南地带，马悦(回族)的《归圈》写的则是西北风土。一对贫贱夫妻的半世生涯在粗粝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慢慢呈现出其细腻的底质：米姐不如意的婚姻在生活的磨练和丈夫穆哈的宽容、奉献中逐渐消去了戾气，形成了相濡以沫的情谊。穆哈牧羊归圈和因过失入狱的儿子的归来，为充满辛酸艰苦的生活带来了难得的亮色。小说充满浓郁的西北黄土风情，并且让这种风土气息融入到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之中，在短小的篇幅中蕴含着厚重的人生体验和感受。有些地方素材被赋予了普遍性的寓意，如沙吾尔丁·依力比丁(维吾尔族)的《鼠饷》(巴赫提亚·巴吾东译)中，尼亚孜·恰西坎靠挖老鼠洞为生，却比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过得还要富足，但是有一天各种老鼠联合起来，潮水般涌向他的家，将他家夷为平地，连他的孙子都咬死了。灾难过后的尼亚孜认识到“所有的罪责都在自己身上”。这里面有教义也有教益，有忏悔也有彻悟。

　　地方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形式上如果吸收了地方美学要素，则会显示出先锋性的一面。梦亦非(布依族)的《碧城书》描写了西南远疆一个叫都江城的地方，以鬼师大院为中心的各种势力50年来此消彼涨的博弈过程。叙事者“我”是鬼师大院的长者，长期致力于在院中建筑拥有3个中心的迷宫。这3个迷宫分别是作为空间的月宫、作为时间的水宫和作为象征意义的玄宫。这个线性叙事通过将历史事件、过往县志、爱情故事、梦幻叙述糅合在一起，打破了时间的流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突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话语窠臼，让地方性的思维与心理赋予“小说”以新鲜的内涵。

　　地方的独特性往往与现代化进程的一体性之间构成张力。在这样的结构中，地方如何自处？韩伟林(蒙古族)的《遥远的杭盖》也许暗示了一种可能。原本青梅竹马的厚和与图雅因为误会导致分手，这本身是一个平常的情感故事，却因为与“围封转移、退牧还草”的城镇化过程密切相连，从而具有价值观冲突的色彩。厚和固守草原，因为他只喜欢放牧，这种行为中隐喻着游牧传统的失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情节和前情，很大部分是由厚和与图雅彼此互发的短信来推进和揭示的——厚和虽然排斥进城，却不排斥现代科技。遥远的“杭盖”作为一个渐行渐远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应对今日的变局呢？两个人最后各自找到归宿，却依然保持了友谊，这以温和的态度显示了不同价值观共存的可能性。

    从故事到小说

    故事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是现代小说文体的要求，然而故事如何转化为小说，却需要文学技巧，这就是常言所谓的“文学性”问题。复杂的中国多民族现场并不缺少故事，但许多故事却因为缺乏细节描写、思想提升而颇为令人惋惜地没有成为高质量的小说。光盘(瑶族)的《酒悲喜》中，旅游景地沱巴的夏家自酿的酒虽然品质很高，却没有品牌，不得不借用“白虹”的酒瓶，结果假酒倒比真酒受欢迎。这是个具有轻喜剧色彩的故事，颇具娱乐性。何炬学(苗族)的《收账员小芳》的现代都市传奇，透露出男人对于一个独立自强女性的猜测和想象。李光厚(苗族)的小小说《鸟嗜》更接近于“故事会”式的讲故事，于文学性表达上不免有所欠缺。许多此类小说的共同缺陷便是满足于讲述一个“好故事”，却忽略了成为“好小说”的诸多素质。

　　相形之下，孙春平(满族)的《耳顺之年》在处理材料上显示了圆熟的技法，土地利用管理处副处长那厚德年届退休之际，家中老母病危，而单位也正面临换届改选，两条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刻画了一个在家中尽孝悌、在单位忠职守的普通官员形象。作者在针脚绵密的语言与心理描写中，将一个中低层公务员的人情世故、道德操守如实道来，底子里蕴含着对于传统美德的褒扬。于晓威(满族)的《房间》在技巧上也颇为讲究，是个构思精巧的短篇。原本打算帮助朋友刘齐解决家庭矛盾的陶小促偶尔窥见朋友妻子与另外一个男人的隐情，但这个隐情又在双方各自的盘算中变成了一个刘齐可能永远无法了解的真相。小说饶有兴味地对心理的精细刻画显示了一个当代市民曲折幽暗的内心，这种回环曲折的心理本身才是造成外部故事得以发生的动因。说到底，技巧与形式本身其实也是内容与思想。

　　而于怀岸(回族)的《一眼望不到头》则讲述了一个现代聊斋的故事，县图书馆馆员武长安“文化下乡”送电脑的开头看上去很写实，然而当他被雪困在西卡村的时候，小说的风格忽然变得写意乃至诡异起来。夤夜而至的美少女向小欣对于走出“一眼望得到头”的封闭乡村的向往与武长安走出庸常烦琐的日常生活的向往形成了同构，但正如武长安希望通过文学出走失败了一样，向小欣在最后被证明是早已死去的女子的鬼魂。作者在处理这个奇异故事的时候，并没有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手法，而是回归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志异”的一脉，让文本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惆怅。这样的小说可以称得上中国气象与民族风格现代转化的结果。

　　少数民族有着悠久广阔的民间故事传统，比如藏族民间的尸语故事，它们缘起于顿珠为了赎罪，按照龙树大师的指点到寒林坟地背取如意宝尸，但是背尸的过程中必须缄默不语，否则尸体就会飞回原处。尸体一路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顿珠总是被故事所吸引而忘记禁忌，开口说话，不得不一次次返回重背。在这个来来回回中，宝尸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一样，让一个个精彩故事莲花般绽放开来。万玛才旦(藏族)翻译的《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将尸语故事用简洁明朗的汉文呈现出来。

　　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的诸多短篇就吸收了民间故事及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与思维的营养。这些小说虽然并没有直接书写佛教和苯教式的思维观念，但是它们那种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框架却隐约地弥漫在文本之中。这使得他的小说游离在严整的结构和因果链条之外，充满了不可索解的谜团、诡异奇谲的逆转和出人意料的消失。许多时候惯常的故事“结局”不再存在，而成为一种事件的“停止”，一种在浩瀚无垠、广阔无边、幽深无比的生活和命运中短暂一瞥后的印象留存。在他那里，试图完整地描摹世界、解释生活，或者对未来和未知做出承诺和预测是一种渎神行为——他能做的是讲述“因缘”。比如，《第九个男人》是一个类似于《百喻经》中的抽象故事。雍措最后的出家，正是经历了9个男人所代表的世间万事后的选择。所有这些都指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体悟。《八只羊》中甲洛和老外之间的交流与误解，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恒久的命题。

　　万玛才旦的个案似乎可以提供一种启示，即少数民族文学在面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资源时，创造性地继承这些遗产，将它们重新激活，胜过跟随时风去编织无根的街谈巷议。

    南方与地域诗歌

    诗歌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文类。今年发表的鲁若迪基(普米族)的《高处低吟》、赛利麦·燕子(回族)的《比纸白的水》、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的《玫瑰赞》、单永珍(回族)的《青藏册页：众神之山》、姜庆乙(满族)的《蜻蜓》、东来(满族)的《审视灵魂》、北野(满族)的《承德：我的乌有之乡》、徐国志(满族)的《种回故乡》、曹有云(藏族)的《诗歌，词语，春天》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南方少数民族诗歌在整个中国当代诗歌中都具有重要位置，甚至形成了某种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存在。四川诗人发星主编的《独立》第23期推出的《大地的根系——地域诗歌写作十四年纪念专集(2000-2014)》就是一个多民族诗人集体性的亮相。彝族诗歌尤为值得一提，它们已经形成集束性的影响力。 2014年3月，比曲积布创办了民刊《蓝鹰》，9月在宜宾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地域诗歌写作笔会”。阿索拉毅主编的《此岸》11期推出《诗与思的风景—— 21世纪彝族文明谈录》，访谈了以彝族为主的49位诗人，是观察彝族文化人心灵轨迹与创作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少数民族边远文化群落的典范读本。

　　作为一种现象，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黎族诗歌值得一提。他们的诗歌没有玄言、摆脱颓靡，将清浅的口语转化为抒情性言词，别有一番南来之风的湿润气息。谢来龙(黎族)的诗集《乡野抒怀》中，黎族的文脸、大风村、昌化江、霸王岭、微波岭、大角山、木棉树都是抒情感怀的对象。这些诗歌并无特异之处，但却是一个日常诗人的写作。在1985年的《诗人的进击》中，他还以青春的激情呐喊：“繁星高悬于天空/灵魂长啸于森林/目光闪耀无休止的思想/血脉之河铿锵作响/想象飘飘为白帆/情思挥舞为长橹/宇宙万物为航船/我们要进击蛮荒”。到2004年写作《诗心》时，已经是：“步履纵然忽忽/人生岂能迷惑/诗心行走在繁忙的公务中/真善抚平浮躁的思绪/周围的一切会因你/变得和谐美丽”。正是这种平凡诗意让庸常的生活变得偶尔灵动起来。

　　金戈(黎族)的诗集《木棉花开的声音》是一种抒情小夜曲式的集锦，就像他在《我愿是山间的一条小溪》中写道的“我愿是安静的小泉眼儿，/哼唱小曲度过白天黑夜。/没有谁规定声音的高低！”他写午后的梦、乡村的夜晚、木薯地、拾贝人、椰子、夜来香……都是清新可喜的。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诞生地一样，远离主流之外，自成一格。郑文秀(黎族)在诗集《水鸟的天空》中，以“大海的儿子”身份畅言：“我为我的诞生而骄傲/为我的到来而骄傲/我相信，我所有的听众——/高山、森林、河流、天空/还有远方的城市/能理解我跨越的呐喊……”

　　与上述几位黎族诗人带有海南岛水汽的诗作不同，杨启刚(布依族)的诗歌以鲜明的南高原乡土美学风格著称。他的诗集《打马跑过高原》确实充满了西部、乡村、云朵的意象，但同时也有许多记事、纪实、充满现实关怀的诗作，比如《抗冻救灾诗歌三部曲》《在生活的边缘》等，体现了一个有着入世情怀诗人的悲悯与责任。《低吟或晚唱》则是他的散文诗合集，他娴熟地将抒情与叙述、写意与刻绘、讴歌与酬唱融汇起来，在更为自由而又开阔的文本中抒写所见所闻、所行所感。杨启刚的散文诗题材开阔，但是最成功的无疑还是他对熟悉的南高原的颂歌，那是对于故土和地方文化的祷词。

　　西南的妩媚巫风与刚烈果决则体现在出身黔渝川一带的诗人那里。末未(苗族)的《黔地书》中直言“乌江不要人类的哲学”，它聚焦白鹭洲，为其立传；关切文家店，在那里怀古；行走六景溪，缅怀大地与母亲；穿行在毛南族的文化长廊，陶醉于卡蒲的篝火，那些古寨“把我从远方带来，又把我带向远方”。意象直观，能迅速又不露痕迹地跳入抽象的哲思。冉冉(土家族)的《雾中城》则将峭拔、明丽、犀利的词语以极简主义式的手法组接起来。有时候，诗人直抒胸臆： “我们共用两件嫁衣——爱和谅解/我们共有两个女儿——谅解和爱”；有时候，她又婉转含蓄：“涨水之前/这些鳊鱼全是草鱼/那些草  结网的乱麻  波涛的骨架”。雾中的城池幻化为心底的玄思与妙悟，锦心绣口，余味无穷。吉狄马加(彝族)的《我，雪豹……》，这首献给动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夏勒的长诗，以彝族文化所赋予的主体视角与雪豹这一自然物种融合，观照目前成为全球性话题的生态问题。生态这样的普遍性议题如何转化成诗歌表现的内容，诗人做了自己的尝试，在独特的美学方式中寄寓了具有共通性的忧思，显示了“诗”作为“思”的方式的生动显现。这已经超越了地域诗歌的局限，或者说地域性之中本身包含了世界性的因子。

　　其他的诗歌板块也发展不错。比如西北，陕西回族诗人孙谦的《苏菲绝唱》，获得了2014年国际华文诗歌奖。在新疆，唐加勒克·卓勒德是一位具有现代文化英雄意味的哈萨克诗人，但长久以来较少为汉语圈的读者和研究者所知；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哈萨克族)翻译出版了《唐加勒克诗歌集》，让汉语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上个世纪诗人的激情、忧愁、斗争与思想，以及他质朴刚健、直抒胸臆的美学风格。

    散文与文学生活

    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较之诗歌与小说，显得颇为落寞，这当然是文体本身在整体文学结构中的权重决定的。它们大多是小说与诗歌的剩余产物，但却因为很大程度上与生活的接近而显示了当代文学的一种“走向生活”的趋向。这种“走向生活”是指文学从它在此前年代(比如现代启蒙时期、上世纪80年代强调“纯文学”时期)的那种精英性位置上俯身下来，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归到它原本应该所在的位置。而文学也恰恰只有成为普通人日常习焉不察的一部分，才可能再次融入民众，真正在如今的媒体爆炸时代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2014年初，叶梅(土家族)出版了她有关多民族文学现场的走访、素描和点评散文的结集《穿过拉梦的河流》。在与湖北作家李鲁平的对话中，她解释了“拉梦”这一词的意思：它来自藏语，是“多样化”的意思。从这个标题也可以看出她的基本理念：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千灯互照，天下为公。全书分为“北疆雪域风”、“七彩南国云”、“灯火阑珊处”三辑，这种空间化的分布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地理的全景，而其中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则包括鄂温克、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裕固、彝、仡佬、傈僳、纳西、羌、土家、瑶、满、回、阿昌、布依等民族，也几乎囊括了中国绝大部分民族，既有文学群体的整体扫描，也有具体作家的专论，还有个别作品的评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叶梅通过她的这些批评文章，都提供了一个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最新样本，更主要的，它还是中国多民族文学风貌的鲜活图画，正如诗人吉狄马加在序言中所说，这“是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诗意巡礼与展示”。从书中可以看出，她南上北下、东奔西走，从边疆的村寨到北京的编辑部，始终活跃在文学现场的第一线。生活的阅历和实际的参与，让她的批评具有知人论事的扎实特质。她的文章都有着结实雄厚的底气，因为她熟悉这些人物并且有实际的交流与接触，并不是蹈空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她不仅有着明确的批评观念，也有着有效的批评方法，这是一个有着创作经验的作家在直觉体悟基础上的提升，同时也是一位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素养的知识人在学养层面的总结与概括。

　　更多的散文则是乡土怀旧，是现代散文抒情与言志的余脉。钟翔(东乡族)的散文集《乡村里的路》可以作为代表之一。他很注重描写，对于细节巨细无遗，所写的内容也都是极其普通的乡土事物。路、水磨坊、雪花、犁、麦草、苜蓿、烧柴、包包菜、麻雀、蜜蜂、羊、鸡、土豆、包谷、粪火、炕……这些细琐的事物出现在回忆之中，呈现出温馨的面孔。在大段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中，显示出作者对于它们的迷恋，但这种迷恋本身并没有呈现出抒情的风貌，书写者沉浸于其中，并没有自觉要出乎其外、跃乎其上，而是让事物尽量以一种客观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这种客观的面貌只是作者的主观。钟翔文字中的乡村在现实里正在经历堪称天崩地裂式的转型，但是作者的思维模式是前现代式的，所以乡村并不是因为对比于现代化的城市文明而表现出浪漫的诗意，而是它本身就是抒情性的，无需刻意强调。因为这种抒情性的本质，所以钟翔的文字是一种自然化的呼吸节奏。我们可以注意到，钟翔对社会关系很少描写，他书写的是一个并没有社会化的单纯而明净的乡村。作者的民族身份在文字里也退隐不见，因为较之于共通的内在乡土情感，这些外在的文化差异属性都不重要。

　　类似的散文写作比比皆是，它们的内在理念是反机械复制的，认同于一种人与故乡未分的状态，所采用的不是陌生化的修辞手法，而是“熟悉化”。一方面，作者对笔下的事物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写法也是一个普通人最熟悉的思维方式。我目之所见的少数民族散文大多数篇什都是这种熟悉化的内容，经由非意愿性的回忆联缀起来，因而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共时性的回忆过滤后呈现出来在文字中的乡村往事是无时间性的——它们可能是幼年的某个片段、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现在偶发的感想，它们统统被消弭了彼此之间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因此，这些事物所组成的乡村是静态的、已经沉淀为记忆中鲜明意象的存在，而不是处于急剧变革的乡村。这是一种想象中的美好乡土根性。

　　乡土根性的另一面体现在对于乡土中国古老伦理的讴歌之中，石彦伟的《奶白的羊汤》以朴实的笔触展开叙述，以滋味醇厚的羊汤为线索回顾了祖母、母亲两代人对于“清洁的精神”的执守，美味之中蕴藉深情，羹汤之间传递信仰。朴实无华的文字摒弃技巧的炫丽，回归到本真的简单与纯粹。敏洮舟的《怒江东流去》写川藏线上长途司机的生死情谊，沉郁厚重、哀而不伤，非有亲身经历不能写得这么体贴真实。修辞立其诚，说的就是这种不煽情、不滥情却又低回悠远、绵延不绝，像滔滔东去的怒江：“一脉大泽从业拉山狭长的低谷中奔腾而去，过尽重山，迤逦抵达云南后转身向南，再一路长歌进入缅甸，之后从容地汇入印度洋，汇入一片无垠的广阔。至此，生命的流程不再激荡汹涌，而是默默地领略着一份浩瀚的宁静。”像这样落点很小、意旨悠远的作品并不多见。

　　正是在对于乡土根性的迷恋中，也潜藏着危机。比如向本贵(苗族)的《母亲是河》是个长篇叙事散文，勤劳辛苦一生的母亲以惊人的韧性、宽容、忍耐和奉献成为一个融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中国母亲”形象。但是讴歌这种感动中国式的母亲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母亲的自我完全被外在于其主体的东西所挤压和牺牲掉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另一种保守性思维，而我们知道传统总是革故鼎新方能源远流长。面对某种族群文化传统也应该如此，尤其是对于散文这种明心见性的文类来说，短兵相接中更要注重对于传统思维和观念的扬弃。

　　回到前面所说的文学生活，不得不提另外两本按照一般文学观念而言不合散文正典规范的作品。一是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的《石器思维》，这是乌热尔图转向非虚构性历史写作的最新作品，主要涉及的是鬼玉文化亚板块，即内蒙古高原中北部及蒙古高原中东部狭长地带的玉文化。他以自己收藏的石质古物为对象，进而探讨文化形态和文明起源的问题。二是阿不都克里木·亚克甫(维吾尔族)的《岁月山河：诗歌日记》。作者是个在北京工作的公务员，业余时间用“打油诗” 的形式记载自己的生活、经历、随感所悟，十几年来积累成一集，这些作品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看可能不入“文学”的法门，但却是文学如何进入生活的鲜明案例：文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案头玄思，而是切切实实的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眸这一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收获，在我有限的观察中，2014年的多民族文学延续了之前数年的写作模式和观念，少有突破，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某种“创新”，而是如果再不走出因袭的“民族文学”观念，创造出自觉的美学追求和意义思考，很可能它就会形成另一种套路化、类型化的写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似乎总是满足于“民族”这一个后设话语，在这个话语内部进行写作，而放弃了对时代最重大话题的参与。这其实是倒果为因，一种文学首先是自为的，然后才会被赋予其他形形色色的定位和角色。所以，是时候进行沉淀和反思了。总体而言，对于未来维度、开阔视野、美学深度的期待，大致可以算是2014年少数民族文学泛览后的最大希望。

原载：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获奖作品揭晓

2014年12月30日，“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终评会议在京举行。阎晶明、叶梅、石一宁、施战军、李霄明、白崇人、赵晏彪、冯德华、王干、葛一敏、刘书棋、李建军、牛玉秋等13位汉文版评委，以及陈岗龙、叶尔达、扎巴军乃、拉先加、阿合买提、艾尔肯·阿热孜、穆合塔尔、木耐、李元吉、朴文峰等10位少数民族文字版评委，经过严谨、认真、细致的评审和充分的交流讨论，以实名投票方式评选出获奖作品,其中包括小说10篇、散文3篇、诗歌5组、翻译作品12篇（首）、“中国梦”征文作品9篇。

获奖篇目

（以各文版作品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小说

《一眼望不到头》（汉文版2期）                 作者：于怀岸（回族）

《蛋壳》（汉文版3期）                         作者：阿舍（维吾尔族）

《耳顺之年》（汉文版4期）                     作者：孙春平（满族）

《房间》（汉文版6期）                         作者：于晓威（满族）

《猎狼犬》（蒙古文版6期）                     作者：苏尤格（蒙古族）

《霪雨》（藏文版6期）                         作者：华赞(藏族)

《愧疚》（维吾尔文版3期）                     作者：吐尔逊江·买买提(维吾尔族)

《土香》（哈萨克文版4期）                     作者：哈布丁·我叫拜（哈萨克族）

《金窝》（哈萨克文版5期）                     作者：巴哈尔·别尔德别克（哈萨克族）

《呆子们的盛宴》（朝鲜文版5期）               作者：姜再熙（朝鲜族）

散文

《百年梨树记》（汉文版7期）                   作者：丹增（藏族）

《怒江东流去》（汉文版11期）                  作者：敏洮舟（回族）

《铸造巴尔虎文化之魂》（蒙古文版5期）         作者：布仁巴雅尔（蒙古族）

诗歌

《诗歌，词语，春天》（汉文版8期）             作者：曹有云（藏族）

《玫瑰赞》（汉文版9期）                       作者：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

《这些天》（藏文版4期）                       作者：桑格多杰(藏族)

《向苹果发问》（维吾尔文版3期）               作者：阿迪力·吐尼亚孜(维吾尔族)

《蒲公英》（朝鲜文版5期）                     作者：姜孝三（朝鲜族）

翻译作品

《骆驼的眼泪》（诗歌·汉文版6期）             作者：金哲（朝鲜族）

                                              译者：朱霞（朝鲜族）

《飞翔天宇》（诗歌·汉文版9期）               作者：哈志别克·艾达尔汗（哈萨克族）

                                              译者：海纳尔·达列力别克（哈萨克族）

《哈扎尔辞典》（小说·蒙古文版1期）           译者：那仁毕力格（蒙古族）

《大淖记事》（小说·蒙古文版4期）             译者：阿拉坦巴根（蒙古族）

《七十岁出门远行》（小说·藏文版1期）         译者：边巴顿珠(藏族)

《忆大山》（散文·藏文版5期）                 译者：普日科(藏族)

《哈扎尔辞典》（小说·维吾尔文版1期）         译者：帕尔哈提·吐尔逊（维吾尔族）

《北方》（诗歌·维吾尔文版6期）               译者：帕尔哈提·伊力亚斯（维吾尔族）

《高楼万丈平地起》（小说·哈萨克文版2期）     译者：巴拉番·热巴吐（哈萨克族）

《长河》（小说·哈萨克文版3期）               译者：哈地拉·努尔哈力（哈萨克族）

《她的名字》（小说·朝鲜文版6期）             译者：金虎雄（朝鲜族）

《背对桃花》（诗歌·朝鲜文版3期）             译者：全春梅（朝鲜族）

“中国梦”征文

《青蛇》（小说·汉文版9期）                  作者：温新阶（土家族）

《悠远的长歌》（散文·汉文版10期）            作者：赵玫（满族）

《飞天逐梦醉酒泉》（诗歌·汉文版10期）        作者：吴基伟（侗族）

《满语课》（散文·汉文版12期）                作者：格致（满族）

《门卫大叔》（散文·蒙古文版4期）             作者：毕力格（蒙古族）

《希望》（散文·藏文版3期）                   作者：万玛仁增(藏族)

《喜鹊的欢声》（散文·维吾尔文版4期）         作者：艾克拜尔·卡迪尔 (维吾尔族)

《家乡》（诗歌·哈萨克版6期）                 作者：马汗·拜对山（哈萨克族）

《希望和梦想》（诗歌·朝鲜文版2期）           作者：南永前（朝鲜族）

各民族作家朋友：

新年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精神家园《民族文学》在刚刚到来的2015年换新装啦！封面更加简洁清新，内文插画别具匠心，页码也由之前的128页增至160页，可以多推出一些好作品啦。特别是开年第1期还精心策划推出了“广西中青年专号”，聚焦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中坚力量，更有“大学生诗页”等新鲜专题，惊喜不断，敬请期待。

因本期“大学生诗页”是由我策划、约组并担任责编，这里为大家作一下推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刊就多次于诗歌栏目推出大学生作品小辑。近年来，亦通过“校园选粹”栏目，多民族青年作家专号，历届改稿班、研讨会等诸多渠道，力荐青年作者。本期“广西中青年作家专号”，编者广泛联络了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河池学院等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高校（及其所属文学社团），最终遴选出覃才、连亭、巴雷河、杨春茂、微克、粟世贝、董成琪、陆青梅、韦施伊等30多位来自壮、瑶、侗等民族的学子佳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其中近半作品选自《民族文学》微信订阅号2014年推出的“广西90后诗人专号”，故而，此番“大学生诗页”的策划刊出，亦可视为本刊纸媒与新媒体资源共建、交互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举措。品之鉴之，或有青涩之笔，或存遗珠之憾，但诗行中热烈迸发的才情与想象，已然构成我们对广西多民族文学开阔未来的冀求。在此选登几首，以飨读者。

石彦伟

2015年元月

“大学生诗页”选登

清明辞

◎ 连亭 （壮族）

春天是像雪一样降落在我面前的

融化的是你留在我额头的温暖

你塞给我的钞票早已用完了

留给你的面汤依然摆在那个夜晚

那一次你出门就忘记回来

坟墓只不过是土的另一种形式

却年年骗走蓄满整个清明的雨水

草长熟了，指环般套住头颅

要把你的嘴从坟墓中举起

嘱咐我把艾叶挂到门角上

这时，总是桃花太破碎

杜鹃哭得像个鬼

春耕了——

田间回荡一声吆喝

像是说“不哭”，又像是“布谷”

柔风中饥饿的鬼魂安静下来

晚归时我回想着，问着

“黎明的启明星在暮天中叫什么呀？”

“翻查祖上的黄历

那是黄昏的长庚啊——”你说

我又一次看向你站过的地方

那儿已经生长荒草

留下枕过牛郎织女和小红帽的膝盖

白鸟依旧穿过清明和春天

我看见你一次次带回往日的时光

它们在遗忘和泪水之前

我看见你依旧站在黄昏的门槛看我

采摘梨花、菜花，还有被蜜蜂蜇红的脸蛋

我看见你长成少年，长成祖父

长成往日，长成未到来的日子

它们被写下，却怕被阅读

晚秋的一个动词

◎ 杨春茂 （侗族）

我在晚秋写下几行文字，为描摹

一个动词。你感受到那扬起的姿态吗？

像秋风将落叶裹往平原

起落之际，纸笺上风生水起

曾经我们在柳江边研习青春的修辞学

或者荷尔蒙的用量。那需要专注、细心

像揣一个装着焰火的玻璃瓶

——稍有不慎，就会支离破碎

而此刻，你遥在远岸

一个透明人匿迹于纸笺之薄

是啊，你已从多年前的那场修辞走出

在人海中施展隐身术

换过几本日历后，我终于偏爱

一个人纸笺上的远行

但你看不到我踩下的履印

你也猜不到，那一个动词的含义

他们就那样在水边坐着

◎ 微克 （壮族）

他们就那样在水边坐着

有些虚弱的太阳已躲进云里

晚霞也由灿烂归于平静

过客坐着游艇回来，穿过渔船的领地

光着身子的少年

在一只旧船上练习跳水

他们纵身跃下

加速了夜晚的临盆

少年很快就不知去向

一只渔船犁过夜色的江面

柴油机得意的笑声闯进了小城

海水因退缩而耸起了后背

岸上的人们对这撞击并不惊奇

夜色开始淹没水上的生活

喧闹也吞服了人们的心事

她靠着他，他的右手握着她的左手

她的拇指恢复了生机

两个拇指又试着练习重新相逢

夜晚盖上了自己的毛毯

他们就那样坐着，从时间里消失

傍晚

◎ 陆青梅 （壮族）

傍晚，偷牛的汉子已经穿过

死者长眠的山谷

一头老牛在频频回望中永别他的爱侣

去到另一片土地

耕作或者死亡

傍晚，我还是那个小女孩

在苍耳覆盖的原野上迷失了归途

然后一个人

游荡在无人的山河

直到暮色苍茫

傍晚，晚归的鸭子心满意足地从田间

嘎嘎地摇着脚步，除了一只被鹰咬死

然后奉上我寥落星辰下的小木桌

这个冬夜如此漫长

三个小孩是好朋友

◎ 韦施伊 （壮族）

第一个小孩被埋在水里

抓着闪光的干涸绳索

第二个小孩变成了第一个小孩

用修笔小刀划开暗恋女同桌的裙子绑带

忧愁地看着伤口泛黑的鬼脸

还有最后一个储存在童年的小孩

有感情地背诵着

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学者们，让我们抵达高原

 ——《绿荫》“第二十一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专刊”卷首语

石彦伟

我的回民祖先自明以降世居河北，自曾祖父一代闯关东至东北，于我这一辈又落脚在北京，如是约略一算，竟始终没有离开过大平原。平原是美好的，她有坦荡平整的原野，有一马平川的大陆，有舒展绵长的河川，更有着胸襟开阔、心底无私的无数的父亲和母亲。做一个平原的儿子，我诚然是自豪着、安分着的。可是这些年因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需要，走了一些西北或西南的民族地区，也就接连不断地潜入一座座中国的高原。在黄河与万里长城怀抱之中的鄂尔多斯高原，在峰谷迭起、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在岷山和巴颜喀拉山围合的松潘高原，在坐落着“冰山之父”的帕米尔高原，我渐渐融入了一片与美相生的潮汐。每当想到因光阴的暂短与体制的局限，不能在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再多走一走、看一看，甚至长久地生存一段时间；每当告别了那些仿佛触手可及的洁白流云、明眸星斗，告别了满腹诚意的各民族人民，回到我必须身心依附的那个大城市，在人声鼎沸、音响轰鸣中挤上地铁，穿越雾霾，最后把自己锁在钢筋水泥里通身疲惫地一躺，我总是要感到一种深远的怅然。

是不是高原的人们到平原来走过几遭，回去后也会如我这般闹起了心病，嫌他们的山路太陡太险，信息传动得太慢，这我是不得而知的；但我确是有一点点背叛，有一点点忘恩，确是愈来愈迷恋着遥远于我、甚至可能诱人窒闷的高原了。特别是，我最是焦灼地总在心里念想着和景仰着的，是这篇文章、这本刊物出发的地方——青海高原。几次来青海，是我近些年以青涩之躯行走西北大地最温暖美好的记忆。我曾在西宁最冷的冬天，把膝盖老老实实地跪在薄雪覆盖的大地上，与东关大寺里肩并着肩的数万父兄一起祈祷；也曾沿着一条未曾结冰的小河，钻进大通深山里一户农家，在热炕头上迎接冒着热气的砖茶与锅盔，看桃花盖头的美目女子一针一线地绣着清真言；我喜欢在循化安详的静夜陪一位撒拉尔的小满拉听黄河干净的水声，仰望繁星神驰天外，也难忘去塔尔寺的中巴车上与红袍藏人虽言语不通却默契至心的交谈。我总满心地觉得，这座大美的高原之上种植着我长居平原严重缺失的一种给养，一种骨骼里等待的力量，一种看世界、想人生、做学问的角度——甚至，一种举意的基础。

2013年8月，第二十一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暨第四届全国回族企业家论坛在青海西宁召开了。通知来时，着实欣喜了一番。因出身影视专业并初涉回族电影实践之故，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增设的传媒学科的研讨。然不巧工作任务冲突，未能再赴青海。满心遗憾之中，也格外牵念着这次盛会的前前后后。是的，“回族学”之花如八月格桑盛开在青海大地，于我，这已不自觉地引发了“学术”之于“高原”的若干联想。直至今日见到这本凝神聚气、满载会议果实的《绿荫》专刊，我只好应办刊人口唤，借这一角方园，妄谈几句虽出行外、却也的确牵系了我们共同理想与挚爱的回族学术与一座高原的零落思绪。

与地理语境下的平原和高原之间只存差异、并无差距不同，当我们谈论文化的话题时所援借而来的这样一个“高原”的映像，已本能地具有了某种优越的能指意义。毋庸置疑，在今天，回族的学术迫切需要一副即使仍处在想象和绘描之中的“高原精神”。作为自唐以来即有先民入主中华大地，历代皆有杰出人物代表着中华民族那一时间较高思想水平和道义基点的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筚路蓝缕、于磨折与喘息中顽强挺直胸膛，至今日仍为人口居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立族之初便吸吮了人类两大文明养分并因此同享光荣与挑战的一个少数民族——回回民族应当也必须正视自己的时代担当：这就是，以言之世界，作为多元共存的中华多民族文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回应“全球一体化”汹涌猛烈的拷问，坚如磐石地告诉世界：“我们热爱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地球”；以言之祖国，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文化强国的梦想蓝图中，每一个祖国的孩子都应各美其美，更多依靠自身的文化势能率先实现复兴，而非伸出乞手以受助姿态等待强者的救援。须知，只有每一个民族都实现了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才能实现文化的复兴——而回族，这个从来都是与汉文明水乳交融、生息与共的民族，更应昂首阔步于时代的前列，抛弃裹步拖后的惰念——这已是今日爱国主义的当然作为；以言之民族自身，祖父们苦难的背影渐渐远去，带走了眼神中深沉的忧患，也带走了喧哗之中无人理解的孤独与顽痴，承传千年的神圣信仰正在与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或明或暗地博弈，吃了催肥剂的城镇化正在带来各地传统聚居生态的空前裂变，消费祖先的家底似乎愈来愈显得单薄寡助，面对媒体机器横歪肿大的嘴巴却只好重复着并不轻松的沉默——仿佛蓦然之间，我们对亲身经历的一切感到了陌生和恐惧，又似乎觉得理所应当、顺其自然。我们习惯了儿行千里的洒脱与释然，却不敢描述一个遮蔽的画面：脐带另一头那个携带着疼痛与体温的母亲，她暗夜里的悄然呜咽掩埋在了儿子追逐物欲的狂欢之中，她苍老肌体里艰难收藏着的和平与正义的血液，又将在时间长河的流徙中，奔向一角局蹐还是一片大泽？

道路漫长，似无尽头，负担沉重，令人生畏。但正是在这略带伤感的逼视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长子——学者公知们命定要追求的目标愈发清晰地横亘在面前，一座等待我们寻找与登攀的高原已经发出了日出的光泽。不必再引用学者之于烈士谁更受喜悦的成语，不要再说苍白的墨水比殷红的血液还要贵重。喜悦喜在哪里，贵重又贵在何处，每一个以学者自居的儿子，都应严肃地重思母亲千百年前的这桩提问。如若一个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却不能为自己的民族发现一些问题并恳切地疗救；如若一个长于书写的人，却不能为沉默的大多数说出角落里的心情；如若一个频繁亮相于镜头话筒之前的人，却不屑微笑地戴上一顶白帽；如若一个左手选票、右手公章的人，却不敢在述职报告中表露家乡父老的合理诉求——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学者，为什么要把一个千万之众民族的梦想特赐在他们的身上？但毕竟孤独的行吟者终究无愧于光荣的桂冠。白寿彝马坚曾这样行吟，杨怀中张承志曾这样行吟，更多的行吟者终将怀着沉重的理想，为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忧伤与快乐，挺身出席在长久缺席的发言台上。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原”，也终将因为他们的奔跑与呼喊，屹立在中华文明的期怀与赞赏之中。

让我们的学者抵达一座可以瞭望远方的高原。在这座高原之上，可以不再细数自家的瓦当，可以看到邻人的愁苦，听到远方友朋的求救。我们可以对着天空大喊：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而我们就是和平的嫡子。为了这份骨髓里的荣耀，我们可以勇敢地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不义宣布抗议。让这真挚的声音越过死海，越过底格里斯河，越进一切贫弱者的心中。让衣衫褴褛的老者不再流离失所，让哺乳婴孩的母亲不再泪水洗容，让那些英俊的孩子不再无助地举起石块，让所有磨难中的人们获得安宁与幸福。尽管遥远，尽管这声音如此微弱，但当这声音划破天际，真理的尊严、学术的意义被一瞬间通体照亮了。是的，学者们，终有这么一天，回族将绝不是一个只懂得接受照顾的贫穷孩子，而是一个拥有足够的爱的能力，懂得分享爱、给予爱，懂得爱自己、更爱天下的长者。它的光芒将不仅因是中国的儿子而闪耀，也将因身体里穿行的伊斯兰的血脉而在人类进步的征程中闪耀。

让我们的学者抵达一座可以找到湖泽源头的高原。这源头，像是长白山上的天池，像是巴颜喀拉山上的黄河摇篮，清澈，冷静，又暗含着一种奔腾的热力。在这一脉净水之中，我们可以洗清掺沙的眼膜，照见一个民族的心灵真相，可以为被丑化的英雄朗声赞颂，可以为多一个垂危的老人留下一段口述记录，可以为正在茁长的青年指引一条道路，可以在水中看到一张与时俱进的脸，可以认清当下，创造泽被未来的崭新财富，可以不总在历史的功劳簿里翻寻遗产，可以不总对一块沉匾、一块墓碑、一副对联空发喟叹——也去多关心汶川、鲁甸的重建，媒体时代的发言，公益意识的启蒙，女童教育的保护。让拉面馆两腮红红的孩子回到课堂，让盖起洋楼的老板读懂一本小说，让川藏线跑车的司机远离死亡，让毒品、藏羚羊、甜菜从此与回族肃清瓜葛。是的，学者们，放下那死去的蝴蝶标本吧，今日花香正浓！

让我们的学者抵达一座可以抚摸大地的高原。在那开阔的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里，泪眼模糊中，行走着我们坚强的父兄。当我们信誓旦旦地走向“田野”时，请先让双脚沾满泥泞；当他们辛酸得掩面而泣时，请关掉那罪恶的镜头；当我们发表了论文、出版了专著、评上了职称、当上了博导时，请别忘了回到当年大伯大婶叫得甜腻的黄泥小屋，再把右手放在心口，端端庄庄地出一个“赛俩目”；当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请不要光想着评奖委员会对文字游戏的痴癖，也想想我们的著作有一天会不会被书写对象珍惜地捧在怀中。如果，他们读明白以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又去迫不及待地读给目不识丁的父母和孩童，那将是我们多么无尚的快乐。是的，学者们，当我们对学术高阁里的腐败早已绝望、满口怨艾之时，请不要忘记身后站立着一群最无私、最高尚的支持者，他们从不因发表的失败而投来鄙夷的眼神，只会在那些真正为民族立言的人们在风雨中奔跑时，手持雨伞早早等在漆黑的路口；当学者真正找到了一条在山河与民众中求知的道路，再大的图书馆也会变得狭隘，再博学的学府也会显露出浅薄。

今天，我在平原写下这些遥远的属于高原的梦想，带着对学者二字的敬重，掩卷长仰星天。在万能之主的意欲中，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巴黎《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法国境内总共传出超过50起反穆斯林事件。10日，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加入声援队伍，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穆斯林年轻人的公开信。

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在欧洲，法国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有超过600万。这些人在法国的境遇并不好。根据2012年《费加罗报》委托IFOP调查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社区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67%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完全没有或者没有很好融入法国社会。

这也是吕克贝松在公开信中想要表达的。这封公开信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声讨恐怖份子，而是将剑指向了普通的社会大众，认为把穆斯林污名化了的社会应该站出来解决问题。这位名导演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呈现给伊斯兰教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接着他回答道：“这是一个建立在金钱、利益、隔离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社会。把一个孩子或一只动物锁起来，几个月不给吃没有关怀，它也会变得暴戾。”指出穆斯林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向社会有权势的领导者呼吁改变。

吕克·贝松是法国著名导演，多部电影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代表作有《这个杀手不太冷》、《尼基塔》。1999年还曾拍摄过宗教题材的电影《圣女贞德》，在法国社会引发争议。

以下是吕克·贝松在《世界报》上公开信的译文：

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你知道我今天有多悲伤吗？为了你和你那被玷污、被侮辱和被千夫指的宗教信仰。人们忘了你的力量、你的幽默、你的热心和你的博爱。这是不公道的，让我们一起来弥补这个不公吧。我们有上百万人都爱着你，我们想要帮助你。让我们从头开始，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钱、利益、隔离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社会。在某些郊区，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50%。人们仅仅由于你的肤色、你的名字就远离你。警察每天查你10次身份证，大楼的门栏把你隔在门外，没人愿意为你说话。谁会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把一个孩子或一只动物锁起来，几个月不给吃没有关怀，它也会变得暴戾。

我们把利益看得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我们把苹果树砍下来出卖木头，然后我们还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果。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向这个社会的强者、大老板和所有领导呼吁。帮助这些受到侮辱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想要融入这个社会，你们却不给他们机会。经济是为人谋福利的，而不是相反。做善事就是最大的利益。亲爱的强者、你们也有孩子吧？你们也爱孩子吧？你们想为他们留下什么呢？钱财吗？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个公平的世界呢？这会让你们的孩子为你们而骄傲。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这既不符合基督教，也不符合犹太教，也不符合穆斯林的教义。这只是自私，这种自私把我们的社会和地球带入了深渊。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我的兄弟，你也有好多事情要做。如何改变这个社会，你也有责任。要工作、要学习，用笔而不是AK47。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它为你提供了保护你自己的工具。把握住你自己的命运，把握住权力。

买一支枪要花250欧元，但买一支笔只要3欧元，而用笔的影响力要比枪大1000倍。

把握住权力，用规则来游戏。用民主的方式把握住权力，帮助所有的兄弟。恐怖主义永远不会胜利。历史已经无数次印证。到底谁是“烈士”？今天，有1000个Cabu和一千个Wolinski站了出来。把握住权力，不要让别人把属于你的权力拿走。要知道那两个手上沾着鲜血的兄弟不是你的弟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那只是两个有着脆弱头脑的人，被社会抛弃后受到说教者洗脑，被说教者出卖的人。极端主义的说教者以此为生意，玩弄你的不幸，他们没有一点好意。他们利用你的宗教信仰来为他们牟利。这就是他们的小生意。明天，我的兄弟，我向你发誓，我们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

但是今天，我的兄弟，今天我同你一起哭泣。

吕克·贝松

（转载自上海观察者网2014年1月14日）

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france/20150114/179273.html

平原、曹海英、阿舍研讨会在银川举行

    端庄网讯（记者尕夫）2015年1月13日，由银川市作家协会、宁夏图书馆、宁夏大学《黄河文学》读书会共同举办的银川女作家平原、曹海英、阿舍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银川市文联、宁夏图书馆、银川晚报社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发表了致辞，来自宁夏区内外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石舒清、李生滨、牛学智、金瓯、李进祥、梦也、张涛、闻玉霞、韩银梅、吟泠、石彦伟、闵良、穹宇、陈莉莉等，以及宁夏大学文学院学生和热心读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三位女作家的作品风格、美学特点、思想情怀等方面作了深入评析，认为她们以都市女性的生活为创作落脚点，注重以女性视角观察都市女性的生活和心理，探讨现代女性地位和命运，以细腻平和的笔触诉说人生感悟，表达女性意识。

    平原、曹海英、阿舍这三位70后女作家是在宁夏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作家，也是宁夏文坛女性作家群体和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典型代表。其中，平原、曹海英是回族，阿舍是维吾尔族，均用汉语创作。除创作特点上存在一些共性之外，她们也曾共同供职于《银川晚报》，因此有评论家以“《银川晚报》女作家群”和“三朵金花”论之。她们的作品大多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青年文学》《朔方》《黄河文学》等刊物，屡获各类奖项，其中阿舍的短篇小说《蛋壳》还刚刚获得2014年“《民族文学》年度奖”，受到文坛越来越多的瞩目。本次研讨会及其他银川女作家的系列研讨会，旨在推动宁夏本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丰富宁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敏洮舟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荣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

    端庄网讯  日前，甘肃省级文学奖最高奖——第五届“黄河文学奖”揭晓。回族青年作家敏洮舟单篇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获得二等奖。
    敏洮舟，原名敏玉林，是来自甘肃临潭的一位回族青年作家。他原本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同本县的许多回族青年一样选择了到川藏线跑大车作为生计，一跑就是十年。在长途货车司机的生涯中，他饱尝了底层人物的艰辛与苦痛，并用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价值观去面对生死离合、世态炎凉。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跑车的故事被他一篇一篇地写成了散文，而且一出手就获得了文坛的关注。这些作品相继发表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回族文学》《朔方》《草原》等刊物，多次被选刊转载。代表作如《怒江东流去》《急救室》《成都成都》《冰火雀儿山》等。
    敏洮舟此次获得“黄河文学奖”的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也是众多跑车题材散文中十分醒目的一篇，讲述了一个作者因疲劳驾驶而追尾受伤，在极其危难时，得到一个牧羊的藏族老阿妈救助的故事。作品原载《民族文学》2013年第4期，后被《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又被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的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同时还入选了《2013年中国随笔排行榜》《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回族卷》等选本。据了解，本届“黄河文学奖”的散文获奖作品是从报送的106部（篇）中评选而出，在获得一、二等奖的六部作品中，这篇《喜马拉雅的面容》是唯一的单篇散文，而其他几部都是散文集。
    《民族文学》原副主编、评论家白崇人认为：“读毕作品，那皮袍破污、步履蹒跚的矮小的藏族阿妈的身影总是在眼前闪现，这就是由真情、真性的文字作品的魅力。”著名作家石舒清认为，这是《民族文学》近几年少见的好作品，“这样的文字能力，出于一个司机之手，真是令人惊异又佩服”。而该文责任编辑石彦伟则这样点评：“希望越来越多的来自生活底层、饱尝艰辛的作者，像敏洮舟这样，写出有硬度、有痛感、有参悟、有地气的散文。这不是散文唯一的朝向，却是当下极为稀缺的一个重要的朝向”。
    另悉，敏洮舟的散文《怒江东流去》也新近获得了2014“《民族文学》年度奖”，受到评委和读者的赞赏。敏洮舟正在成为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群体中愈发受到关注和认可的一位实力派新秀。（尕夫）

阅读《喜马拉雅的面容》可点击敏洮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133350101fjpn.html

第六届新月文学奖在兰州颁奖

端庄网讯  2015年1月24日，第六届新月文学奖在甘肃兰州举行颁奖仪式。尕荷儿小说《踩出脚印的红拜毡》、孙玉安散文《捞面的情感》获穆斯林组一等奖，潘慧敏散文《路边的茶水摊》获非穆斯林一等奖。新月文学奖创办人、总顾问，台湾女作家亚瑟兰，评委白贵、钟翔、达吾、石彦伟、敏洮舟、穆白以及穆斯林女作家马金莲等出席并演讲。来自甘肃省内外的各界人士、热心读者参加了这次颁奖活动。昆明老虎文化顾问机构总经理、高黎贡文学节组委会主任虎良灿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新月文学奖由台湾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创办于2009年，自第五届以来与大陆合办。该奖面向所有华语写作者征稿，举凡与伊斯兰、穆斯林文化相关的小说、散文皆可，对正面、客观、公正表述伊斯兰文化，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认知与情感交流，传递温暖、包容、和谐、多元的积极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六届新月文学奖自2014年征稿以来，受到海内外华人的热情支持，共收到大陆、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稿140余篇。散文组共100余篇，其中穆斯林组40余篇，非穆斯林组60余篇；小说组共35篇，其中穆斯林组15篇，非穆斯林组20篇。经初评环节筛选，最终有72篇作品进入复评。评委以隐去作者姓名打分的方式最终评出获奖作品。

在颁奖仪式上，台湾女作家亚瑟兰讲述了新月文学奖的创办初衷与发展历程，以及第二次来到兰州的感受与思考。《民族文学》编辑、作家石彦伟代表评委会对本届新月文学奖进行了综合述评，认为该奖丰富了“三个版图”，即大陆与台湾、东部与西部、北方与南方、聚居区与散居区、城市与乡土之间相互补给和参照的地理版图，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相互理解与认知的情感版图，主流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合的文化版图；同时呼吁，“让我们在这微弱的新月之光的启蒙中举意启程，表达，表达，再表达。如果不能写作，请从言说开始；如果不能言说，请从阅读开始；如果不能阅读，请从尊重作家开始”。评委达吾、钟翔、敏洮舟、穆白等分别从穆斯林文化的时代表述、地域书写及人生经验书写等角度发表了精彩演讲。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白贵教授对本次颁奖活动进行了总结点评。董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向很少参加文学活动的青年女作家马金莲此次专程从宁夏固原赶到兰州，参加颁奖活动，并在演讲中讲述了她在西海固地区走上文学道路的艰辛历程与理想追求，很多现场观众被她质朴真诚的发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此外，主持人虎良灿、评委石彦伟、“我爱信仰”主播法蒂玛还为大家现场朗读了《捞面的情感》《路边的茶水摊》《晚霞余晖》等获奖作品片段。来自山东大学的在读本科生董尚，作为非穆斯林组的获奖者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他所写的小说《有一种穆斯林叫兄弟》以一个汉族大学生的视角，描写了他眼中观察和感受到的回族穆斯林大学生小马的日常生活，以鲜活的笔触表现了穆斯林民族的清洁、包容、良善等优秀品质。他认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真善美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文明在当下应更多一些文化自信，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而不是保持沉默或仅限于被动辩诬。其发言受到现场观众的好评。

据组委会透露，从下一届开始，新月文学奖将进一步提升品质，健全评奖机制，力争办成华语穆斯林最受关注和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文学奖项。（尕夫）

第六届新月文学奖评委会

胡亚飞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原校长

白   贵  评论家，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传斌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进祥  作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

达   吾  评论家，《兰州晨报》新闻出版部副主任兼副刊部主任

钟   翔  作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

石彦伟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编辑，“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敏洮舟  作家,，“《民族文学》年度奖”、“黄河文学奖”获得者

穆   白  作家，《我们》杂志副主编

第六届新月文学奖获奖名单

穆斯林组

小说

一等奖

《踩出脚印的红拜毡》  尕荷儿（甘肃临夏）

二等奖

《静静的黄土岭》 杨军礼（新疆伊犁）

《清真炒糯米粉》  南方亮（云南鲁甸）

三等奖

《阿西的愿望》  杨贵星（河南郑州）

《亡者归来》   张治乾（宁夏吴忠）

《2022.12.21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杨  楠（甘肃兰州）

散文

一等奖

《捞面的情感》  孙玉安（浙江宁波）

二等奖

《晚霞余晖》  穆红燕（甘肃武威）

《一弯新月》  法蒂玛•白羽（甘肃甘南）

三等奖

《想你的1095天》  伊  辉（广东深圳）

《绿盖头，白礼拜帽》   郭世忠（山东定陶）

《两只头羊》  朱子青（新疆乌鲁木齐）

非穆斯林组

小说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有一种穆斯林叫兄弟》  董  尚（山东济南）

《天凉好个秋》  杨  先（甘肃古浪）

三等奖

《香龙血的情缘》  李明羽（河北迁安）

《真诚忏悔》  徐明卉（山东济南）

散文

一等奖

《路边的茶水摊》  潘慧敏（河南洛阳）

二等奖

《綠色的幽光中》  何逸琪（台湾）

《早祷的虔诚与苍凉》  王峪台（陕西咸阳）

三等奖

《美的肖像》   孙  逗（河北石家庄）

《走进回族人家》  赵  倩（河北唐山）

《敬畏天地》   李光红（江苏沭阳）

     主持人虎良灿

马金莲

石彦伟

白贵

敏洮舟

达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