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以散文作耳语——散文集《面朝活水》后记

唯以散文作耳语

——散文集《面朝活水》后记

石彦伟

我真是喜欢散文。

不用遮掩，无须虚构，想什么就写什么，这多么好。固然可以说，我的阅历太稀薄，是写不成好小说的；我的天赋也不那么出众，是作不出诗来的；可就算这两样我都能写得很好很好（真主当然没有这样偏向地拨排），我想我最爱写并且写得最好的，也仍还是散文。

因为好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清洁而真实的人。

我想做这样的人。我的血亲的父母，我的可从松花江延伸到大运河的支系庞杂的家族，甚至我的以苦难为美、为力量的民族，都希望我做这样的人。

每当起笔，我的手指都蓦地一沉。我总会感到写作不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与自娱自乐，而是总得有些沉的东西，你得想好了你的写作是为了什么——用我们回民的话说，凡事得有个好举意。举意不是唯礼拜、宰牲、施舍、吃饮前才有的，对于我（或许对于这个民族的很多作家更如此），写作前，也是要举意的。作家写出的每个字，都在参与着信仰。

我可以老实地坦白，我的举意，就是为母亲而写的。

这里的母亲，主要指我的民族。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在红春联密集包裹下的、门额上高高挂起的孤独的经字都瓦中辨识着我的民族，就在尽管膻气也偶尔使人皱眉、却永远感到温顺踏实的牛羊肉的气息中吸吮着我的民族，就在祖父嘴中沉吟的清真言里敬畏着我的民族。

在东北的大地上，我的民族是很孤独的。

当我从阅读中，从本能的奔走与观望中，获得了更丰富的常识与更复杂的情感后，我知道我的民族的孤独感，不仅在于形单影只，而更在于她的缄口不言。

自古及今，她的美与伤痛，深藏于无垠的缄默中。

故此，她的秘密无人知晓，她的略显古怪的诸多文明形式诱导着纷至沓来的误解；就连那深沉的美，也无从向世界传递。

十七岁那年，我迟到地读到了张承志。

开天辟地的惊喜已不便在短章中仓促地总结，唯能简述：我明晓了写作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那时我不仅有了写作的愿望，也有了对心灵的需求，和对生命理想的一种谨慎。

今天，几乎是十年之后了，才有了这本散文集。

在文本上，它只能算是对幼稚作一个了结；而在精神背景上，因了上述的一些解释，我并不承认它具有肤浅和随意的倾向。

我把它看作一种发言，一种隐晦的、修辞式的，却又是热烈而真挚的发言。

我仍是把言发给我的母亲的。

因母亲茹苦一生，文化并不高，我不想虚构一个故事去骗她，也不可能面对她吟诵些风花雪月——我只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以一个儿子的形象，凑近她衰老的耳边，低声说几句耳语。所以有了这些散文。

当然不是全部皆此主题。但我固执地相信，写好了我的母亲，有利于写好我的祖国，写好我们的人民，写好这个原本可以更美好的世界，写好人的灵魂。

因为，母亲的品质，与这一切息息相关。

而我的母亲，却唯我能写。旁人假使愿意，或也不能。

因了上述的一些解释，我恳请读者宽容地对待这些耳语。我惧怕再次因表达不当而被扣上狭隘的帽子：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集子中的每一篇写出来，都像是一桩桩心愿被完成，舒了口气的。是应该知足的。至于成色如何，已不能有任何的奢求了。

但母亲总是频繁地眷顾着我。

一个同民族的兄长，他叫王辉，用他的话说，是一个草根。我的每篇散文发在博客上，他几乎都是最先看，并留言，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把我的许多文章打印出来，给他年迈的老父亲和老母亲看，经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他们听。说是老人最爱看我写的文章，写出了回回的心里话。

一位与我同姓但并无亲缘的老阿訇，独守西北旺，清贫寂寥，我在一篇散文里写了他。一天他进城来牛街聚礼，有人在门口等他，说：你就是石阿訇么？我们看了那篇文章，很敬佩您。此后，去西北旺看他的人越来越多，给老人送去了无尽的慰安。

有读者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电话，打来说，哪篇哪篇文章，他读了十几遍，每一次都泪流满面。有文学界的朋友，也常是刚抽噎完，打来电话与我分享几句感受。

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些更高的荣誉么？

就算有，我也不要了。只这些就够了。

也有朋友说，你写得怎么都那么沉重，让自己快乐一些不好吗？

读者的意见，必须虚心地好好听。但我内心其实在用力地喊着：回避苦痛的人所感受的无时不在的庞大的快乐，与担当苦痛的人所艰难得到的些微的快乐，不仅有着本质之别，而且有着纯度的差异。我向往快乐，但我更向往快乐之为快乐的根源。

现在，我似乎正在找到这种根源。

借了这篇后记，也想表达一些真挚的感谢。

感谢尊敬的白崇人先生，为此书拨冗作序。感谢姚新勇、天山、达吾、那仁苏拉等师长挚友慷慨写评。感谢沙戈女士为此书的奔走与努力。感谢黑正宏、马文军、子路、王学博等年轻朋友对成书过程的关切与提示。感谢父亲和母亲对我发表每一篇文章后尽管掩饰，但根本骗不了我的喜悦。母亲曾在住院期间，违背医生的禁令，跑下楼来到报刊亭去翻找发表了我文章的那期《散文》。

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祖父。

若无他幼年辗转关东，挺直脊梁，撑起一个家庭，便无后代的丝毫安逸。若无他讲述了那么多运河边的往事，便无我与众不同的怀旧情结。甚至若无他在自行车上教我两句清真言，我的信仰启蒙，不知还要在苍冷坚硬的东北大地上延迟多久，更无谈具备这种气质的写作。

可是我的祖父，已听不到我的感谢了。

想起这，我就会满心地悲伤。

2011年12月9日，团结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