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访谈录：我不是作家，我是穆斯林文人

我不是作家，我是穆斯林文人

——元康访谈录

人物速写

元康  1945年生，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退休前为副编审，当过编辑和记者，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年轻时有过两年的援藏经历，著有报告文学集《藏北烛光》、《1963，我们都是少女少男》等。2003年，写出心血之作《回族人家》，以“穆斯林文人”自称。

时间：2009年2月7日

地点：北京

作家身份的归属与认同

石彦伟：我注意到，你在《回族人家》的作者介绍和后记中，都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穆斯林文人”，而似乎有意将自己与“作家”标识区分开来。

元康：必须澄清的是，我绝没有半点低视作家行当的倾向，相反，我是一个一直以来以写作为生的人，也曾有过执著的“作家梦”。在《回族人家》出版前，我曾出过两本书，发表了一些文章，按说加入作协的条件是有的，也有人介绍了，可是因为自己不上心，口唤也未到，到底没能混进“作家圈”。我说过，这样也好，我不是作家，就是一京城穆斯林文人，挺知足的。作家太多了，咱既然够不上，那就低调点儿为好；另外我也觉得用“文人”来自称，似乎更宽泛一些，我能教书，讲过文学史，讲过唐诗，讲过文学鉴赏，最近还在研究岑参年谱，就不单是在以写作为业了。

石彦伟：你对“穆斯林文人”是如何界定的？

元康：我想“穆斯林”的定语才是最关键的。首先你要有信仰，有些靠着写穆斯林出名的作家，只有外壳，没有瓤。有信仰的写作者，宗教意味的纯度就浓得多了，基本上得坚守五功，品质要虔诚，要有敬畏心。你怕丢工作，怕丢官，做下了那么多亏折事，你就不怕真主惩罚你么？我是畏惧真主的。真主喜欢的，我就去做，哪怕要面临许多砺磨，比如这本书的出版，你们不给出，我就自己来出。其次我觉得为人要宽容，要尊重他者。我做教师的时候，学校的伙房师傅、木工、水工对我都特别亲切，我对他们也都是相当尊重，不能因为自己是教员，就瞧不起后勤人员，有忙是一定要帮一把的。文人应该有文人的品行，诚信，厚道，淡泊，不哗众取宠。出名更好，不出名也无所谓，还是那句话，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应该知足，就得谢主。

《回族人家》中的信仰旨归与民间立场

石彦伟：你说过，《回族人家》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宣传教门。有评论称这部小说是信仰文学的力作，你认同这样的评价么？

元康：力作实在谈不上，因为缺点太多了，不足以成为经典，但我愿意并非常骄傲接受信仰文学的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新概念，国外早就有信仰文学的传统，虽然没有明确地打出这样一个口号，但是大量的作品在这个母题下面发挥它们的热能。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在信仰文学的施展过程中，优势是明显的。从大的范畴来看，中国缺乏信仰文学的表达，回回民族、穆斯林群体就更缺乏信仰文学的表达。

石彦伟：用文学理论的视角审度，“信仰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还存在诸多没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到穆斯林文学的范畴中，更是缺乏科学理性的界定。我想听到一个创作者、实践者对这个概念的感性理解。

元康：肤浅的理解是，信仰文学，就是要用文学去宣传教门。它在发展状态的呈现上，或许是边缘化的，但是在核心的价值层面上，却应该成为旗帜。它要求创作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气节，既然为了信仰而写，就不能明哲保身，趋炎附势，不能做墙头草，两面派。有时，为了成为主流队伍中的一员，必要的做法是按照他们的格式、要求去做事，这就势必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势必要影响信仰价值的纯洁度。我想，上面所谈到的，我之所以以“穆斯林文人”自称，也正是同这样一种立场不谋而合吧。只不过自己先前没有意识到信仰文学这四个字的概念，是评论者提出的罢了。

石彦伟：我曾在评论中谈到：历史提示我们，在文学表达遭遇膜闭与遏止的时代，智识阶级通常丑陋地缄语，真正有定力、有战斗力、有道义精神和血性气质的发言家，往往在民间。你对民间写作是如何理解并实践的？

元康：我想我自己和《回族人家》就是民间写作的一种表现吧。既然是民间，那就要鄙弃功利思想，别老想着成名。名气这东西，越是急功近利，就越成功不了，都是无心插柳的事。本着自娱自乐的心态，又严肃认真地去写，写出来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这样的心态往往容易写出流畅、优秀的作品。同时我还觉得，作为穆斯林的民间写作者，一定要有好的举意，心里要十分清楚，为什么去写。是为了母族文化的传承也好，为了记录历史和心灵也好，为了鞭恶扬善也好，在这一点上，我一直想得很通透，我就是为了回族穆斯林而写的。所以删改的时候，我删去了大段的情节，并没有感到割爱般的痛苦。对信仰有帮助的就留下，没用的就不要，我想这是民间作者更达观、更自由的一种创作心态。再有一点，就是民间作者有他的优势，这就是直接与民众接触，在底层扎根，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才是零距离的，譬如《上甘岭》这部影片，那就是原生态的、具有记录性质的，作者没有亲历，是无论如何创作不出来的。因此，我从未觉得做一个民间写手何其寂寞和黯淡，相反觉得比那些坐在创作室里的名作家还要塌实、充实、幸福许多。

都市回族社区的记录与忧思

石彦伟：回族文学历来以乡土题材见长，但人口居整个民族三分之一的都市回族，似乎在文学表达中成了一块缺失的版图。在你看来，与乡土穆斯林社区相比，都市回族社区的差异何在？

元康：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回回，农村生活不是很了解，年轻时下过牧区，可那是藏北，不能构成参照系。首先，就都市回族社区来看，我生活多年的牛街相对最为典型，更像一个社区，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社区的连带作用。前些时候我去呼和浩特，见到那里的穆斯林社区，感到很震惊，他们彼此的精神连带感很强烈，人人都在为穆斯林办实事。可能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城市回族内部鱼龙混杂的现象非常明显，一些“回奸”几乎在以职业形式生存。这种内部的消耗和破坏胜于外部。其次，回民孩子最初的信仰启蒙，一定是家庭，最起码的饮食观、民族认同感都是靠家庭给的，可是围寺而居的格局被打破了，民族团结正在演变成民族融合，家庭的信仰传统也在受到冲击，信仰对孩子不再是必修课，而是洪水猛兽，这或许是都市回族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

石彦伟：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在《回族人家》中一直可以感受得到。我的成长背景也在城市，但缺乏回族社区的生活经验，尚无法彻底地理解你作品中贯穿的胡同拆迁事件，对都市回族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元康：具体谈到拆迁这个问题，对回族人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回迁的经济压力造成社区回汉比例的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是同化势力越来越强，管理部门敷衍纵容，譬如清真饮食业著名的东来顺、烤肉宛，老板、厨师、服务员，有多少是回族，一连锁，给了钱就可以开，没人来管。再一点伤害就是文化氛围的丧失。不仅是回族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文化缺少了有效的载体，就说北京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也都面临消亡。现在留下的很多房子已经不是老北京的原始风貌，独具特色的老北京话也在失传。老舍保留了北京最后的记忆，恐怕以后只能在历史中谈论了。

石彦伟：我们知道，《回族人家》并不是一部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作品，它对回民的塑造，既有米绍元这样的正面形象，又有米绍隶、米佩京、麻石林等一系列反面形象，甚至某种程度上，作品反映的阴暗面倒占据了阅读的主体印象。回族读者历来是脆弱和敏感的，似乎由不得别人说半句不好。可是你说了这么多不好，还是有众多读者对这部作品表达了赞赏。你是如何把握作品的批判力度的？

元康：一个人对民族最深的爱就是批判她的不足，歌唱祖国的不一定就是爱国的。批判意识实际上是一个作家血性、责任和道义的体现。面对劣根和不足，一定要敢于表现，敢于揭露。都市回族众生百态，丑陋的现象是有的，绝不是戴着白帽就是我们的兄弟，这一点我认为无须避讳，所以我才在《回族人家》里勇敢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败类，也正是因为此，书稿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这种发现，这种批评，让我对母族的不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如果一味袒护，反而要害了自己的后代。当然批判也要讲方向。我批判的那些反面人物都是信仰的背离者，实际上是在颂扬信仰的坚守者，所以读者喜爱这本书，觉得我讲了真话，写了真事。

石彦伟：在民间获得的声音中，已经有人暗暗地将《回族人家》与《穆斯林的葬礼》相比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失衡的比照。后者二十余年销量逾两百万，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至高奖台。但其所获的赞誉多来自主流文坛及民族外部，穆斯林民间对此似乎好感不多。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

元康：《穆斯林的葬礼》赞美了伟大的爱情，却把唯一的传统信仰者代表韩太太塑造成一个饱受批判性的阴暗角色，这样一来整体的方向就颠倒错位了，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写作。

创作源流与趋向

石彦伟：有读者说，你的文风有点模仿老舍的痕迹，是情有独钟，还是随性而为？

元康：其实我真的没有刻意模仿，可能是文辞间略带一些北京人的调侃，使读者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不过，我的确读老舍的小说和剧作比较多，也非常喜爱这位作家。我的爱好比较杂，鲁郭茅巴老曹都讲过，古典文学、曲艺也喜欢，比如书中米绍珩调侃冯书纷一段话，就借鉴了快板的感觉。另外，京剧、书画、棋、摄影都有一点涉猎。我觉得回族作家应该虚心学习汉文化的精髓之处，向古典学习，向传统靠拢；讲故事不要太晦涩，我还是喜欢朴实平白的叙述。

石彦伟：一部《回族人家》似乎倾尽了你的心血，对于一位古稀之年又刚做完心脏手术的老年作者来说，完成它是一个不小的奇迹。还会写下去吗？

元康：我想再写一部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文革”前关于教门的那段历史。我一直在思考，那时的教门状况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舆论氛围、政策要求、人们的心理状态，都不一样，我一直觉得中国穆斯林信仰的缺失就与那段时期直接相关。而那段历史，也只有靠我们这一代亲历者才能写清楚，所以，我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工作。当然这还需要更细致的调研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