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文学突围与价值反思
——评石彦伟新作《面朝活水》
贾程秀男（满族）
我与石彦伟是多年的同学，同窗之时都是爱好文学、推崇本民族文化的“狂热分子”，那时的彦伟无论是考场作文还是日常习作都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在我们所就读的中学大有名气。多年过去，彦伟和我都在杂志编辑的岗位上求索着，同学加同行的情谊使得我格外看重彦伟的新书，这是他对自己十余年文学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巡礼。
翻开彦伟的书，一则以喜，一则以愧。
喜的是彦伟游学四方仍不忘乡土抚育之情，虽处京师繁华之地亦不忘民族本色、族胞情谊；愧的是笔者固守本土确无只言片字回馈乡泽，且对本族悲观之情日盛，远不及彦伟的达观与坚韧。写这篇评论，也是对自己愧疚之情的一种补偿。
历史之维——寻找早已模糊的起点
彦伟新书中所拣选的文章有不少之前就曾拜读过了。其中多篇上乘之作都是在梳理家族的迁徙和故乡的追忆，读之有抚今追昔之感，彦伟曾对历史的学习感到困惑，当下之人埋头故纸堆中探寻点蛛丝马迹是困苦至极，无聊之极的事，有时皓首穷经一辈子，到头来不过是原地踏步，令人唏嘘。
历史就是这样弄人，但凡是立志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一番作为的人，沉不住心性是万万不行的，功力的双眼是无论如何是找不到本已模糊的线索的。
在这一点上，彦伟的多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与主张，他对民族史、家族史、运河史乃至东北地方史都有着极其深沉的理解，与以前只写日程生活不同，对历史反思的增加说明作者世界观的日臻成熟，不去回避业已形成的现实。
彦伟对历史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三大部分中：第一是家族史，第二是关于故乡生活片段的历史，第三是信仰史。从这三部分整体写作来看，家族史部分需改进的空间最大。彦伟通过研究史料和采访发现其家族源起于元代末年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脱脱。在《运河枯荣》一文之中，作者以祖父辈的经历贯穿了一个家族几个世纪的艰苦跋涉，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历史上引以为傲的古老运河。运河文明的繁盛连通了南北之间的往来，漕粮的运输自元代到清末一直未曾断绝，守着运河生存的人们自是历史最忠诚的见证者。运河文明与家族起源，两条线索支撑起《运河枯荣》的全部骨架，彦伟并非直接引入运河与脱脱，而是通过类似镶嵌的方式，以口述历史形式进行表述，但是很遗憾的是笔者认为作者在本文中对于历史资料的运用和思想的阐释仍然是有些许不足之处的。从笔法上看，编纂史籍所采取的简约内敛的春秋笔法与讲求意境想象的文学笔法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史学与文学尽管同生于一个母体，但自司马迁以降，绝少有人能兼顾史实性与文学性。因此，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纰漏百出，不足一评；在文学家眼中历史学者是吹毛求疵不足可取。文学与史学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笔法上的分歧上，而能融合两者于一文者少之甚少，尤其是讲述运河历史与家族流变这样宏大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只有纯文学式的文字表述显然是不够分量的，史家笔法在此若能稍加运用，定能有厚重之感。从思想性上来说，运河的枯荣本身与王朝的治乱兴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中一再提起运河的衰败，一再提起元末的衰败，但对元末贤相脱脱所推行的悲壮的“旧政更化”仅仅一笔带过则多少有些单薄，追溯运河枯荣和家族源起这样的题目本身要蕴含一定的思想高度，此处不仅是个人的思想、民族宗教上的差异，更多的是思想的流变和传承，为什么脱脱为当时的蒙古贵族阶层所不容，为什么元末旧政更化不果而终，这些都是文章着墨较少的地方，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没有着重去写脱脱的思想流变是个败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家族伊斯兰信仰的溯源问题，若能从历史宏观的大背景下去看脱脱个人的信仰转变，去看时代的悲剧，去看运河的衰败，去看新的姓氏的诞生则本文的思想性会独树一帜，让每名读者都会沉浸在历史长河的浩瀚烟波中去感受一个家族几世纪来艰辛跋涉的事迹。
笔者认为，创作与历史类的散文最难的无外乎以上两点，在作者其他一些作品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仅仅将历史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简简单单归结于表象问题——民族的隔阂。
由此，寻找到原本清晰却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模糊的起点是彦伟创作出更多佳品力作的历史之维。
民族之维——隔绝与融合的最终选择
在去年有关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诸多著作当中，笔者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资料，武昌首义之后，各地起义军纷纷向各地八旗驻扎的满城围攻，一时间封闭隔绝的八旗营地不复存在，起义军为了辨别谁是满人，谁是汉人居然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数数。从一到六，如果是汉人，当念到六时，一边念做“陆”，而满人则是直接念做“六”。这则史料看似简单，却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考虑。有清一代，历代皇帝无不强调国语骑射的重要性，八旗分旗驻扎京师乃至全国，旗民分立彼此隔绝，然而从康乾到道咸，满族文化非但没有像历代皇帝想象的那样完整的保存，而是在隔绝当中离奇地消失了，到咸丰后期，满语文成了有名无实的官方文字了，满族文化也在清朝覆亡之后消失殆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彦伟笔下的回族日常生活形态，从《口到的油香》、《爷爷的河流奶奶的船》、《三姓街大院的流年碎片》等文中不难看出回族艰难地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捍卫民族习惯的点点滴滴。尽管东北的回族并不像西北那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氛围，在移民文化的互相冲击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势单力薄的，中原文化如此，满族文化如此，回族文化亦是如此。在包容和融合中，文化的界限在模糊，比如在东北很难说出哪些习惯是汉人独有的，哪些习惯又是满族特有的，但是回族的生活习惯与民族文化似乎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都遵守着一样的教规并恪守着同样的道德规范，形成了壁垒分明的生活圈。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高墙壁垒抵挡不了同化，在回族这里做到了，原因不需多讲，他们依靠的是信仰。
以上所述似乎与彦伟的文章没有太多的关联，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却又与以上的话语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比如《情湿故乡》中不肯与儿子同桌吃饭的回族老奶奶、《天涯之远》中有些蛮横的回族老板娘等，他们如同一座孤岛，严守着自己必须恪守的规矩，在他们眼中这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生活之必须。彦伟说东北的回族最是无助，一方面要面对日益严峻的“同化”问题，必须时刻保持着对信仰的虔诚和坚守；另一方面要面对来自西北回族聚居地区的同胞的某种程度上的轻视，这种轻视说明了东北回族的困境和挣扎。在多篇文章中，以上两方面的现象都有非常传神且深刻的描写，但有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应该进行更为理性和细致的阐释：
首先是同化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族融合也罢，汉化也罢，这些提法似乎都站在同与化的角度上，即消灭差别，忽视多样，以主体民族为榜样进行影响和带动。这种同化的概念实质上是对单一文化形态的过度依赖，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蚕食，同化并非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而是通过社会管理、教育、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影响着，让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形态为强势的民族文化形态让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是拿满族为例，尽管满族在清朝是统治民族，在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都有着一言九鼎的地位，但是除了强制推行的剃发易服之外，满族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中原汉族文化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皇帝画像中很多幅都是身穿汉族传统的宽衣博带，仿唐宋风流名士，这说明在民族文化上，满族是不自信的，是弱势文化，因此最终满族有纳兰性德那样的词坛宗师，却鲜有能写满文诗歌的作家，虽然乾隆皇帝一再强调满族文化的主体性，但他又不得不面对满族整体对汉文化的仰慕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强制所能扭转的，而是一种选择，一种主动的选择。
可以说，满族赢得了现实的天下，却失去了精神的家。作为东北回族社会来说，所面对的同化问题不仅仅是保卫回族文化的问题，而是怎样去选择的问题。从书中多篇文章看，回族也面临主动选择汉文化的现象，只是因为饮食习惯等不同才显得特立独行，对此作者的态度多少是持批判的，否定的。笔者认为，既然是选择，就是一种博弈，文字的力量是一种向心力，一种感染力，通过阅读文字能让那些选择疏离本民族文化的同胞得以重新认识到信仰的可贵。从《留下眼神》中作者与L的交往中就能看到一些这样的转变，可惜作者并未将此思路一而贯之，重新又落入了壁垒分明的隔绝藩篱之中。
其次是包容与尊重的问题。彦伟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都写了回族在坚持信仰与民族文化过程中的种种辛酸，然而这些辛酸和坎坷不能成为一味排斥其他文化的资本。在中国的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儒释道三者从彼此的隔绝到融合不是必然的，但也绝非偶然的，三者和而不同，同而不和成为世界思想史上比较独特的一种现象。就像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大美出于东方》中提到的两位重量级学者季羡林和任继愈都是学贯中西，多体思想合一的大家，任继愈先生本身对宗教学的贡献极大，晚年主持编纂儒藏亦是功德一件，文中对两位大师的不同态度则略显作者没有思想包容的胸襟，无神论亦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信仰就有尊重的必要，宗教信仰如此，民族之间更是如此。我们并非生活在彼此隔绝的社会中，民族之间的隔阂包括信仰上不能相互尊重，生活习惯不能相互尊重等多方面的因素，文学本身是应倡导博爱和共存的，多样化才是各民族共同进步的生存之道，尽管目前看来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没有大的改变，但思想上和创作上要摆脱改变自我封闭，泾渭分明的桎梏，体现民族之美的重要方面是宽容之美。
读彦伟的文章能感受到对回族乃至所有信奉伊斯兰教所有民族的敬重、歌颂与尊重，但基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其他民族与信仰的包容度显然是不够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流毒和积弊使得回族，尤其是东北的回族面临着诸多困境，但这绝不应是排斥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资本，虽不去谈文明与冲突的论调，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的确是化解诸多矛盾的方式。
社会之维——瓦解在现代化的忧伤
笔者读彦伟的文章最为亲切的部分就是反映哈尔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一组文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的幼时生活写照的同时又以极冷峻的视角为那个充满人情味的“旧时代”写着最后的离歌。追忆那时的冰城，东方小巴黎的美誉并不为过，还未瓦解消失的邻里之情仍然在维系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人们的压力和手里的铁饭碗一样说轻不轻，说重不重，可有可无，在金钱和物质都匮乏的时代，精神的彼此依靠和维系是社会充满人情味的一个内在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在描写蛰居京师作品中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隔阂。如此悖论的社会在博士论文中已经穷尽了一切研究的手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但无论这些成果多么重要和显赫都不及文学作品中几句不经意的描写来得干脆。
作家无疑是眼光最为毒辣的社会学家。彦伟要成为真正的作家还需在社会这门课程上下更大的功夫。
从《雕花的门》到《三姓街大院的流年碎片》再到《易拉罐与木桶里的格瓦斯》，作者用一些标志性的元素为急剧变化的社会作了注脚。首先是身份社会的童年印象，在《雕花的门》中，身份意识第一次在作者的脑海中萌芽，依附于金钱、权力、地位而划分的社会等级在最暴风骤雨的革命狂潮中毫发无损，反而愈加巩固强烈，雕花的门美丽而令人神往，但门内和门外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子让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有了最朴素的分隔，即好与坏。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中都会面临这样的分辨，铁门里面歌声悠扬，古诗朗诵的抑扬顿挫，所谓祖国的花朵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地成长着，而铁门外一样的花朵、一样的年华只能在那扇门外奢侈，甚至僭越地享受歌声与朗诵声所带来的陶醉，相较于铁门内的孩子，外面世界的残酷过早地冲击了稚嫩的心灵，这源自身份社会的弊病一代代传递着，成为历史，成为宿命。文中大量的对比式描写将那条划分人身份的铁门作了充分的诠释，尚未涉世的孩子就知道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是多么悲哀之事，这并非是作者母亲一生的遗憾，也是那些少数在铁门内成长的孩子的遗憾，作者只关注了母亲的遗憾，却没有关注那些铁门内的孩子是多么的不幸，他们都是留有无法弥补的遗憾的。作者接着又描写了自己如何进入雕花的门的细节，母亲的执着成就了作者最初的梦想，用时髦的话说叫“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父母辈对于子女最大的爱就是不让孩子遭受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与挫折，母亲克服再多的困难也为了孩子的前程默默奉献，当孩子进了铁门，最终实现了母亲没能实现的梦想之时，母亲就像自己圆梦了一样，骄傲而满足。笔者读后在感动之余还是隐隐觉得，身份社会的意识依然是顽固的，一个人的成就就是身份的提升，对于身份社会本身的批判则掩盖在浓浓的母爱下变得可有可无了，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最需要打破的就是身份带来的束缚，如果作者能将目光过多地投入到该领域，则文章将会给读者更多启迪。
其次是人情社会，也就是熟人社会的瓦解与重构。笔者在参加工作之初，就有幸撰写了多篇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道，采访了很多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普通民众，他们无论身居高位还是处于底层，无一例外地都说了一个问题——人情薄如纸。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富了，钱足了，但我们不快乐、不幸福、不安分。水泥森林中彼此隔绝的邻里关系远非三姓街大院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景象所能比的，尽管那时人们都如此的清贫，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就像作者文中写的那样，无论大事小情，大家都一体照应，与其说这些人是在那些年中老掉，不如说真挚的情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死掉。作者看到了时代的表面，却猜不透推动时代变革的另一面，现代化的杀伤力绝非停止在经济上的新旧交替，更多的是在对传统人情社会的瓦解上，人抵抗不了岁月的侵蚀，更加阻挡不了社会进步的步伐，但人本事是社会性的，是有情感的，是不能像旧机器那样无声无息地任新时代的信息所掩盖，人总是本能的抗拒又无可奈何地逢迎新的变化，作者将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具体的事件串联起来，却没有看到瓦解人情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需要作者去深入去剖析的。
第三是转型社会的冲突。社会的转型无非是革命与改良两种形式，前者巨大的社会成本代价让人不敢亲近，而后者则无形中让原有的社会结构悄无声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格瓦斯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象征符号。从俄侨移民进入哈尔滨开始，这个城市就形成了两个社会结构，但他们有一个最显著的共性——移民社会。移民社会丰富了这片本来荒芜的土地，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遗产，格瓦斯作为移民文化的象征被哈尔滨人所推崇。解放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是层层分明，一切商品的命运都取决于看得见的手，消费者不过是计划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能买到紧缺的优质商品外别无所求，从商品经济社会转型到计划经济社会，一切都是那样的有条理、有秩序却没有了人道，只存在于冰冷的数字之间。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又转型成为商品社会，团结一致向钱看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又一次的社会转型让在计划经济时期勉强得以保存的老字号、老手艺一瞬间消失的荡然无存，在唯GDP论的指引下，哈尔滨那个优雅的北方城市变得面目全非，依稀的美丽当然无存，转型社会的正义也当然无存，格瓦斯是一个象征，我们的内心的写照，也是社会的写照，转型社会的变化决定了格瓦斯的变化，如此令人叹息的场面每一天都在上演。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对于彦伟作品的解读似乎有些偏颇，甚至是吹毛求疵，的确，在文学技巧上彦伟并非完美无缺，但这是彦伟可以自查并能不断改进的，彦伟最需要深刻体会的是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之外的感受，因此，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彦伟的新书是有一定意义的。
2012年3月22日
（作者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奋斗》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