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彦伟：近五年回族文学述评

2014年第九届全国回族作家笔会，相聚天山

骨骼深处的拔节之声

——近五年（2010—2014）回族文学述评

石彦伟（回族）

以五年作为一个观察的周期，或许更加便于拉开镜头呈示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学样貌，辨认它在演进之中的脉络流变。2010年以来，回族文学的追索与进步同新世纪前后十年的任何一个五年相比，都显得更加醒目一些。从大的潮流来看，这五年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集体发力、声色不俗的大发展时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国家行动的实施，无疑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勃兴缔造了天时之利。具体到回族文学而言，其骨骼深处体现出的生命关怀特质，对民族题材的多维探索和对美学版图的诗性开掘，都彰显出文学发育旺盛阶段的“拔节”之势。

创作与出版领域气象一新

出版阵地的繁茂促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几桩新举。《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历时四年终告付梓，全书约320万字，分民间文学、古代、近现代、当代四卷，系首部以回族人的视角，涵盖了回族文学从古至今、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完整体系的通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第一辑便收录了马知遥、马瑞芳、查舜、王树理、王延辉、毛眉、讴阳北方等人的14部作品集，第二辑更达25部之多，并有10部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向海外推介，较为整饬地彰显了当代回族文学的阵容。由中国作协组织编选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回族卷》，是近30年来首度编出的全景意义上的回族文学选本。《朔方》杂志创办了专门发表回族文学作品的《新月》刊中刊。上述媒介活动对回族文学而言，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也都堪属值得称道的事体。此外，首届“《回族文学》奖”、“新月文学奖”，“魅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大赛和第七、八、九届全国回族作家学者笔会的举办，以及“端庄文艺”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出现，皆扩展了文学的言说空间，富于助推之效。

文学的实绩最终还应归于创作。以评奖作为考察维度并非必须，却不失直观：李进祥、叶多多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郑春华、白冰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马金莲长篇小说《马莲花开》获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长河》荣列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小说排行榜首榜；李进祥短篇小说《四个穆萨》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十强；阿慧《羊来羊去》、石彦伟《奶白的羊汤》分获第四、六届“冰心散文奖”；敏洮舟散文《怒江东流去》获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名家依然新作迭出。比如张承志的散文创作在引航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在为回族文学源源不断地供给着理想范本。五年间，张承志十卷本作品全集、《心灵史》改定版、散文集《你的微笑》《涂画的旅程》以及《方丈眺危楼》等散作问世，并获首届“朱自清散文奖”、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等，体现了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表达着正义、和平、人道的不渝追求。

2015年2月，银川，《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研讨会

植根于骨骼深处的生命关怀

尽管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要目，但若节制地拣选，会发现五年中在主流频繁跳跃的名字和博得点赞的佳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总结它们的共性特质，来自回族文化肌体内深藏的生命关怀意识不容忽视。首先说说马金莲的《长河》，小说用发生在西海固春夏秋冬的四个日常案例，把人的终极关怀置放到了一个极致的圣域。一般而言，相较西方文学业已步向深微之境的“死亡叙事”，中国文学在对死亡的认知和表现上尚显有些虚乏，这一方面与中国文化的禁忌传统有关，一方面也缘于中国人文精神的注意力，集显“此岸”的现世生活和现实环境，对宗教、哲学、伦理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则多有规避。但以宗教信仰为精神建构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谱系却恰恰对生死认知提供了新鲜的角度。比如，在回族人眼中，存在“现世”与“后世”两个世界，幸福的至高境界乃是“两世吉庆”，人之逝世是为归向真主，灵魂仍将延续并接受冥冥之中的拷问。对于回族作家而言，这一哲理并非为赋异文而苦心营造，却一向是深潜骨髓、自然流动的血液，因此《长河》中的素福叶、母亲、穆萨爷爷等逝者的“洁净”和“崇高”，才会毫无刻意，浑然天成。这种生命关怀意识的独异性，乃是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身负信仰传统的少数民族贡献给中国文学极为宝贵的文化养分，甚至也可视为中国文学通往世界不可缺失的精神势能。

这也使我想起《清水里的刀子》在上世纪末就曾因生命观的迥异引发不少讨论。十余年后，石舒清对死亡问题的关怀多了几分静穆与沉入，他的小说似乎早从讲故事的积习中超拔，如世外修士般唯重体验，以散文化笔法如实还原日常中的波澜不惊，安逸从容之下埋伏着惊天撼地的精神力量。《韭菜坪》即是此类实践中的上品，它讲述在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派别的拱北，“我”所经历的丁义德老人家归真前后的境况，其文化含量之绵密全然掩饰在不动声色之间，有一种宁静致远、使人流连的气质。我以为，或因文明体系上的理解难度，文学界对这篇作品的重视尚不够充分。也或许，这样的作品被真正理解必须是一个更加沉静的时刻。

同为小说写作者，青海的冶生福也是近五年势头渐增的一位。他的小说《天堂一样的生活》《仙人掌的刺》等集中于回族乡村叙事，其中最惹眼的一篇《阳光下的微尘》描写回族老汉为自己预留坟地之波折，乃因对终极关怀的探微而别具深意。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回族文学的优长之处并不在戏剧性的张扬，而多在人物心理素质的无微不至。

回族作家的散文同样注重阐明独异的生命价值观。比如，在敏洮舟散文《怒江东流去》中，读者普遍受到感动的是明知爱子赛里已葬身怒江，但其老父却十几天不说一句话；得知确证的身亡噩耗后，老父也并没有仰天嚎啕，只是“发出低低的饮泣声”；他在半夜走向江边，却未如作者所料要寻短见，而是“坐在怒江边的一块石头上”，背影“渐渐地有了石头的颜色”。面对死亡的困境、人力的卑微，回族文化观中的“前定”思想抚慰着脆弱的人心，将苦难渡向开阔之境。敏洮舟的另外几篇跑车题材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急救室》等之所以受到好评，正是由于这位有着扎实底层生存经验和浓重信仰底色的写作者，在生与死这样大开大合的终极追问面前，总如一潭静水，沉着有力，使几千字的散文也有了重磅锤击心灵的罕见力度。

很多回族作家习惯于投身散文创作，因其无从遮掩的心迹，因其灵魂表达的诚挚。女作家阿慧即是如此，其作品《风动野苇洼》中保护死婴不让野狗吞噬的女孩，《月光淋湿回家的路》中不惜生命拦截马车救人的巴乌德的父亲，《大沙河》中平静看待归真、绝不为难肇事者的海姥爷，盖因生死一刻的达观和勇决，散发出人性的光泽。阿慧与敏洮舟都是近五年获得注目并颇有领衔意义的散文作家，这得益于他们对回族精神的深度理解和坚守立场。

本文作者与敏洮舟、阿慧：三个写散文的

地域差异中凸显题材多样之变

新世纪以来，以宁夏几位优秀小说家为代表，将回族的乡土叙事推向一个高潮。但在整体上，回族文学还存在着题材同质化、城市书写稀缺、东部散居区经验匮乏等方面的困顿。经过不同地区回族作家五年来的努力，我感到这一瓶颈正在逐步开解。

首先，西北聚居区的回族文学在题材上愈加向多元化样态迈进。就长篇小说而言，有几部作品在大起大落的历史风尘中打捞民族的负重记忆，如王正有的《驼路》、马绍埔的《回望关川》、纳志祥的《纳家户旧事》《回回娃》；有的则聚焦当代，回归日常，甚至不惜繁笔，只为把回族家庭的细琐常态作一诚实记录，如石舒清的《底片》、马金莲的《马兰花开》，并非动辄百年几代，深读却不乏抱负。就中短篇小说而论，仅观马金莲诸多描写西海固回民女性的篇目，便可发现题材的多维趋向，有关涉婚前风俗的《离娘水》《项链》，有表现孕妇在重男轻女观念下挣扎与超越的《鲜花与蛇》，有记录留守儿童、多子之家的母亲之忧伤的《大拇指与小拇尕》《赛麦的院子》。有意味的是，以写“碎媳妇”闯入文坛并为人熟知的马金莲，写的最好的恰恰又未必是女性，比如《蝴蝶瓦片》和《老人与窑》这两篇，前者写疾患弱势群体的理想寓言，后者则写一个回民老人的时代遭际。或许其社会反响不及《长河》，但从品相和深度来看，我以为都可列入马金莲近年贡献的最优样本。

然而，回族聚居生活的惯见特点毕竟是有限的，挣脱题材的“同质化”仍是艰巨课题。有一些作品的质量是比较优异的，比如马悦的小说《飞翔的鸟》、敏奇才的小说《牛殇》、马凤鸣的散文《二毛皮》等，都写到了回族人所熟悉的宰牲；马强小说集《雪落无声》、杨军礼小说《古寺余晖》、马碧静小说《马媛奶奶的口唤》、冶生福散文《青茶记忆》《花园在母亲脚下》、泾河散文《清水微香》等，亦都对族外读者读解回族文化颇具向导之益。只是，就对文化创造力的苛求而言，我更希望看到回族作家对本民族生活更具新锐别致的发现。

亦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愈发对散居区的回族作家多着几重期冀。他们所写的回族生活往往并不是言必谈牛羊、白帽、教门功课，却一样得法入味，舒展着回回民族的风神。譬如李佩伦剧本《京剧大师马连良》、黄旭东报告文学《劳丁大传》中艺术名家的翩翩气派，阮殿文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爱上泰戈尔的孩子》中清澈美好的少年之恋，马忠静短篇小说《马琳，马琳》、马笑泉短篇小说《清真明月》中志趣盎然的城市生活，叶多多散文《私人的阅读》《银饰的马鞍》中对失落家族记忆的痛苦复苏，胡亚才散文《走年坟》《古兰书屋》中绵厚包容的中原精神，冶进海散文《成都拉面馆》、方芒散文《私人的江南地图》中行走外乡邂逅的民族秘密……此外，表现东北回民生存经验的散文《奶白的羊汤》《雕花的门》和表现回族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散文《穆钧书角》等，都对回族题材的“异构”言说，富于拓拔意味。

就民族生活而论，聚居与散居之外是否还有更加辽阔的视野？李进祥的《四个穆萨》对回族文学的启发之深，可谓卓著。作品罕见地探讨了世界不同国家的民众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差异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同一性，目光冷峻地直指人类灵魂深层的锐利地带。我认为该作标志着李进祥的创作和思考进入新的域界，也为回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精神探微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样基于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尊重，我对苏海龙的新疆题材散文《雅尔木图》，以及马永俊的中亚题材散文《哈尔湖一位东干老人》等作品也是深怀兴致。

当然，对回族题材的着重关注并不代表那些公共生活领域的题材不够重要。五年来，此类作品亦为回族文学创收争誉。比如查舜的《局》、王树理的《卿云歌》、黄旭东的《公选》、杨英国的《停职》、于怀岸的《青年结》、何晓的《迷途》、王正恩的《刘家坝三部曲》、师歌的《心祭白桦林》、马自忠的《逃离》、冶进海的《状元之校》等长篇小说；比如海力洪的《夜泳》、平原的《彼岸灯火》、曹海英的《私生活》等小说集；也如金宏达的《金顶恒久远》、冯俐的《回头张望》、马瑞翎的《怒苏部落》、马玫的《静看流年》、川宇的《一棵不该开花的树》等散文集，以及霍达的《海棠胡同》等话剧剧本，不一而足。

作者与冶生福、马金莲、丁颜（东乡族）在广西大新县

回族美学精神版图的诗性开掘

就体裁优势而言，小说、报告文学乃至剧本，对一个民族道德力量的塑造可能更显直观，通常感到诗歌未必有足够大的体量和抱负担此重任，至少在先前的回族文学中，诗作中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是存在局限性的，往往流于浅白和单调。但最近五年一个新的变化是，一些诗人开始了对回族美学精神版图的开掘，突出代表就是孙谦。其作《新柔巴依集》《苏菲绝唱》等，将极富难度的诗学原创力与伊斯兰文化相嫁接，观照一个民族需要救治的灵魂，呼吁自省意识与现代精神，将回族的诗歌美学实践向精神信仰的层级推进了一步。此外，泾河的《圣咏之书》、宋雨的《回忆一面镜子》、沈沉的《马鹿沟纪事》、赛利麦·燕子的《比纸白的水》等作品，亦有此倾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来，一批“90后”回族诗人集中跃入诗坛，相继被一些诗歌刊物和诗歌奖项所关注，如刘阳鹤、马小贵、马骥文、黑夜、海翔、林侧、洪天翔等。他们与年长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老诗人木斧、马瑞麟、高深，中生代诗人单永珍、马占祥、敏彦文、李继宗、沙戈、从容，以及青年诗人阿麦、查文瑾、马关勋、马桓等一道，以各美其美的声色与气象，支撑起回族诗歌的美学天空，其炽热才情必将在不远的未来焕发异彩。

原载《文艺报》2015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