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彦伟：在这条以笔为盾的道路上——第六届新月文学奖综述

在这条以笔为盾的道路上

——第六届新月文学奖评委综述

石彦伟

新月文学奖已举办了六届。与我参与过的第三、四、五届相比，第六届的应征作品有了一定的进步。这并非体现在数量与规模，而是作品所彰显的文化版图、精神含量与写作品质，渐渐使人欣慰。作为一个小众的民间文学奖项，新月奖显然尚无力承担更大的抱负，但其作为文化本体与他者表达伊斯兰信仰精神的宝贵渠道，其时代留言簿的作用却是不可小觑。藏珠纳宝之间，试作这样一次掠影式的述评，以期引发更多读者关乎文明表达的关注与讨论。

首先来谈小说组。受赛制所限，小说征稿要求控制在6000字以内，这对作者的叙事功底、谋篇布局的能力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即便对于专业作家来说，在这样的字数范围内作出佳篇，难度也是极大的。但应征作品中却不乏醒眼亮色。来自甘肃临夏尕荷儿的《踩出脚印的红拜毡》，仅用5800字便呈现了一位穆斯林老妇人负重坚韧的生命历程。作品选取的角度很别致，从一个女孩视角看待一个脾气不好、不受待见的祖母形象，由此引发悬念，为何一个拜功甚好的老人却存在着性格上的裂痕？历史的谜案由此揭开，作者宕开一笔，转写历史风云下飘摇无依的藏族少女，如何嫁给回民家庭以求自救，又如何秉承丈夫口唤，在其归真后谨守穆斯林仪礼，艰难地抚养后代，如何面对异族家庭带来的各种不堪之苦，如何形成了性格上的痼疾。面对诸多逻辑困境，作品的结局告诉我们：一切委屈都不再重要，一切局限都无须苛责，伊斯兰博大的包容与隐忍精神，已荡去了历史的尘埃，使超越了种族的人性穿越幽暗，重获光芒。作品体现了较高的立意基点与扎实的叙事功底，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篇出自民间业余作者的小说。

来自新疆伊犁杨军礼的《静静的黄土岭》着眼于人的终极关怀，描写一个活到九十三岁的穆斯林老人马胡赛，在自责和迷惘中反复思量自己的一生，“就像走进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漫无目的地晃悠”。但如若作品仅仅停滞于人生本身的追怀与叹息，则未免太过浅碍，作品的闪光之处在于，写出了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在时下人口迁徙变革的时代离合中，对世代生息的苦土与朝夕礼拜的寺院的纠结的痛感。作品在艺术章法上使用了几乎极端的心理倾诉，让人物直露而持续地、几乎没有节制地、大段大段地向真主祈祷，这样突出心理、模糊情节的手法在常态的小说审美评判中似乎存在着缺漏，然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题材之中，如此章法的设计却体现出了掀动灵魂的风雨张力，不失为一次值得的冒险。

还有一些篇章，亦闪耀着温暖动人的人性烛光。如：河南郑州杨贵星的小说《阿西的愿望》描写一场错肩而过的爱情悲剧，在宗教救赎中得以修补与慰藉；云南鲁甸南方亮的小说《清真炒糯米粉》描写一个婆媳小家庭隔膜之后的宽恕与谅解；宁夏吴忠张治乾的小说《亡者归来》描写儿子穆萨为亡父过“尔麦里”的情感波折。这些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从各个侧面放映了各地穆斯林生活的诸多面貌，成为时代的一段生动留言；但又必须负责地指出，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理解和表现伊斯兰主题时，还更多地习惯沉湎于对宗教概念的生硬读解，缺乏对被所指化的信仰精神（诸如正义、公平、仁爱、奉献）的深度诠释；更多地习惯于对回民日常生活（特别是乡土生活）的惯常记录，死亡题材扎堆，同质化倾向明显，缺少新锐的发现和更富个性的思考与写作风格。这些天然的缺陷，使得这些作品尚不能进入更高层面的认证与展览，尚只能停滞于族群内部的评鉴。与之相比，来自兰州杨楠的《2022.12.21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使我感到一丝惊喜，这篇小说塑造的主人公不是白帽子老汉，不是盖头妇女，也不是坟墓吃食、家常里短，而是罕见地聚焦于世界问题，将叙事置放在一个虚构的富有极致色彩的世界末日里，以诗人的行走与发现去阐释作者对世界、正义、人道、宗教的理解，对古兰经的援引并不生硬，而是一种内化了、消化了的信仰情怀和道德原则，笔法也有先锋性和时尚感。作者是一位85后，值得关注。

非穆斯林组也多有可供圈点之作，在此只评我最欣赏的一篇，即获得二等奖的来自山东济南董尚的《有一种穆斯林叫兄弟》。作品本真地还原“我”对大学同学、主人公马志远的观察与感受，从起初的“我不喜欢马志远”“看不懂他”，感到他“总是和我们有太多的不同”，到后来，通过同窗生活的诸多侧面，如马志远对饮食、斋戒的坚守，爱洗澡的习惯，为没钱的人买车票等，点滴润物使“我”的成见逐渐溶解，直至高潮叙事中一次沙暴中的走失，“我们”决不放弃对马志远的寻找——文明穿越了差异与界限，取得了调和甚至共荣。作品的构思立意虽是简单的，但出自非穆斯林之笔如是公正善意描述穆斯林的题材尚不多见；作品作为小说的叙述章法也是欠缺的，但一种扑面而来的强烈感动早已淹没对文本技巧的苛责。

再谈散文作品。来自浙江宁波孙玉安的《捞面的情感》以艰难时境中祖母宁可自己挨饿，却给孩子们做了一顿面条斋饭的故事，感人至深地诠释了祖母所说“信仰的种子埋得愈深愈好”的意涵。无独有偶，穆红燕的《晚霞余晖》和伊辉《想你的1095天》、法蒂玛·白羽《一弯新月》等作品也都聚焦于祖父祖母的亲情延续。如若说亲情题材同样存在主题同质化、作者发现和认识生活的能力有所迟滞的话，潘慧敏的《路边的茶水摊》从回民大娘在路边设摊免费供游人饮水这一见闻出发，郭世忠的《绿盖头，白礼拜帽》以火车站陌生旅人只因礼拜帽而产生信任，托付看管行李这一生活细节出发，似更具一些个性经验和现实意义。朱子青的《两只头羊》写到“在清冷的阳光下，在一片神圣的宁静中”，羊被献牲的片段，扎实的描写功力，将穆斯林民族的精神美学推向日常。

这些脱颖而出的作品，构成了今天我们这样来关注和推动新月文学奖的基本理由。在我看来，新月文学奖至少丰富了以下三个版图：一是丰富了大陆与台湾以及海外、东部与西部、聚居区与散居区、城市与乡土之间的地理版图；二是丰富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身份认同、情感交融的文化版图；三是丰富了主流文学与民间文学融合对话的版图，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来自创作前沿的作家朋友越发重视新月奖所代表的荣誉，愿意放下自己曾在大刊发表、多次获奖的光环，将自己降为普通投稿者参加竞争，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因为参与了新月奖或在其中获奖，而获得了自信与勇气，写出了已可顺利在公开刊物发表、向主流文坛进军的佳篇力作。

但即便如此，新月文学奖需要担负的使命仍然是沉重的。今天我们在兰州这座城市来谈论穆斯林文学，似乎有一种主场的气氛，使人感到踏实和自信，然而大家或许并不愿意观察与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无论人口还是文化，甘肃都堪称是穆斯林的重镇，但其实在全国较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声势勃勃的甘肃文坛，来自穆斯林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尴尬的处境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把文学作为本民族的文化命脉，从没有把作家当做最为敬重的阶层，而文学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过我们的信仰与追求。就在上午的会议间歇，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政界、学界、商界躬逢胜饯，胜友如云，鸿儒谈笑之间，只有一个瘦弱的马金莲一袭绿纱，优雅而落寞地坐在角落里，没人或很少有人认出她，与她攀谈几句。可以拿我的职业荣誉断定，这样的一幕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之中的。对自古以来重商轻文的回族而言，谁会真正在意一个叫马金莲的碎女子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呢？谁会真正关心马金莲熬心书写了伊斯兰精神的小说《长河》已震动文学界，连获嘉奖，甚至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了中国年度小说第一名呢？谁又会真正承认，我们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世界还是无法容忍我们、理解我们，接纳我们，偏偏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作家便一下子让那么多人认可了信仰者的洁净与高贵？是的，作家的荣誉正在于此，而马金莲今日上午的处境只是一个隐喻，她所通联的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待文学的姿态与眼光，所拷问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以文化论成败的今日时代的角色与命途。

好在，从新一届新月文学奖开始，就从此刻开始，就从此地开始，又有一批写作者将背负沉重上路了！同胞们，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根本尚无资格和能力谈论什么“以笔为旗”，就让我们先来“以笔为盾”吧——在曲解的枪林和丑化的弹雨围剿中，作一次保守的自卫，捍卫这风雨飘摇中仅存的尊严和荣光。我们没有争斗的基因和心情，却需要无可奈何地顽强抵抗。让我们远离对礼俗教条的迷恋和远古动作的模仿，远离根本不晓其意的对异国语言的机械背诵，远离毫无逻辑依据的对经典的痴迷引用——回到人本，回到当下，回到日常，回到心灵深处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回到敲碎了虚假外壳的伊斯兰信仰的真精神；让我们在这个指鹿为马的时代，发出一点真挚的、正直、正义的声音；在递名片、交朋友、谈生意的同时，也别忘了问候角落里的作家；在被微信虐待的时代，也别忘了静下来读一本小说，看几篇散文，朗诵几行诗歌。唯如此，我们的心灵才不至于像粪便一样干燥，我们的眼神才不至于像雾霾一样浑浊。

是的，一个漠视文学的民族注定要被别人漠视，一个抛弃读书的民族注定要被时代抛弃。请允许我这样呼吁：同胞们，让我们开始表达吧，文学是表达的母体，学术是表达的根基，艺术（特别是影视艺术）是表达的前沿。让我们在这微弱的新月之光的启蒙中举意启程，表达！表达！再表达！——如果不能写作，请从言说开始；如果不能言说，请从阅读开始；如果不能阅读，请从尊重作家开始。

2015年1月24日